傅增湘致卢弼信(末页)
近日,一通傅增湘(1872—1949)向友人推荐《道藏》影印本的书信被发现,笔者有幸获见。此信尚未见有公开披露者,颇具研究价值,殊为难得。为此,酌加整理,转录信文如下:
慎之先生,执事敬启者:京师白云观《道藏》为海内孤帙,古本秘籍多世不经见之文,曾经教育部呈准影印。嗣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圆,交增湘付商务印书馆印行。现在影印开始登报发售预约,亮荷鉴及。惟是书卷帙浩繁,印行仅以百部为限,因念台端耽研典籍,素广搜罗,倘承推爱,酌量购置,俾广流传。高谊雅怀,同深企仰。附呈书目四册,样本一册,并希詧存如荷。订购敬祈按预约办法将款汇交该馆,或迳交敝处代为转交亦可。统希酌詧办理为幸。专肃祗请台安。弟傅增湘拜启
收信人“慎之”,即卢弼(1876—1967),字慎之,号慎园,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现代著名藏书家、学者。他是同为著名藏书家、学者,号木斋,曾为首任直隶提学使的卢靖(1856—1948)之弟。他早岁肄业于湖北经心、两湖书院,受教于杨守敬、邹代钧;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学成归国后,曾任国务院秘书等要职。撰有《三国志集解》《三国志集注补》《三国志引书目》《三国志职官录》及《三国志地理今释》等,还曾与其兄共同编校刊印“慎始基斋丛书”“湖北先正遗书”等大型丛书。
事实上,傅增湘与卢氏兄弟,有多年交谊。首先,曾为第二任直隶提学使的傅增湘,与首任直隶提学使的卢靖早有公务交往,在文教、图书馆地方事业建设上多有交流,且同有藏书、校书之志趣,彼此引为同道。其次,傅增湘与卢弼的交往同样频繁,在藏书、校书及版本交流方面,二人书札往还,常有切磋。
如上所述,傅增湘与卢弼的交谊,可称深厚。那么,傅向其推荐《道藏》影印本的这封信,又写于何时?傅与此书又有何渊源,可使得他如此向老友荐举与推销呢?
其实,傅增湘正是影印《道藏》的发起人与推动者。诚如他信中所言,影印之事“曾经教育部呈准影印。嗣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圆,交增湘付商务印书馆印行”,在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期间,就已然着手推进此事。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查证(详参:《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以下信文引述及相关数据均据此书),傅与商务印书馆方面商洽影印《道藏》事,最早可追溯到1918年3月14日——傅在致张元济的信中称“前日奉复一函,为影印《道藏》事,计蒙察及”云云,这说明早在1918年初,影印《道藏》的工作,已进入筹划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18年3月(戊午年二月),傅增湘自己还曾挑选出《道藏》中的《公孙龙子》《子华子》《黄石公素书》等数种,以其藏书楼“双鉴楼”名义自行影印过一批《道藏》单行本。这一方面足见其对《道藏》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或亦可视作对商务印书馆承印《道藏》全部的某种示范样本罢。
然而,影印《道藏》的工作进度,并不理想。或因当局主事者人员变动频繁,或因借调《道藏》原本需与白云观方面磋商;更因《道藏》原书卷帙浩繁,影印工程浩大,成本支出庞大,以及京沪两地如何合作操办与销售等主客观原因,至1922年末,工作仍未告竣。
因傅增湘早在1919年即已从教育部离职,当局对《道藏》影印工作的支持力度,也有所消减。好在还有笃信道教的北洋政府前总统徐世昌垫资,以及傅增湘从中积极斡旋,使得《道藏》影印工作终于在1923年初接近尾声;但《道藏》影印本的销售问题,始终还是商务印书馆方面最为担心的问题。当时,一部《道藏》影印本的定价为银圆1000元之巨(预约订户略有折扣),绝非普通学者与一般读者所能承受;虽仅拟初印100部,但销路何在,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须知,银圆1000元的书价,在当时是一笔相当不菲的金额了。这样一笔钱,在当时的北京,可以买下一座颇不错的四合院!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1881—1936)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购置一座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也只花了银圆800元。这座四合院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花了将近银圆200元翻修,还置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他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刚好花了银圆1000元。那么,买一部《道藏》需花费银圆1000元,其代价之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商务印书馆方面对此书的销路颇感担忧,也不无道理。
1923年2月3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提到,“《道藏》……推销办法只能专用感情”。这样的说法,意味着张希望傅用朋友关系去推销此书。4月15日,张又在信中称,“再《道藏》结算,共售出三十一部。希望尚有数部。但欲印百部,必须售出六十部,否则尚须垫本。尊处发出信件,务祈设法进行。今之阔人费去数百元真不过沧海之一粟,想此事总不至无希望也。”张信中提到的“尊处发出信件”云云,应当就是指傅向友人推销《道藏》影印本的专信;傅写给卢弼的信,应当就在1923年4月前后罢。
1923年8月1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提到,《道藏》“敝处实销,连尊处代招已购各户在内,共得六十部。私冀全书告成之日可望售去八十部。如此时局,如此书,可谓有成绩矣。”10月23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称,“《道藏》预约共售出六十三部,后半印价当可足用”。显然,此时《道藏》预约数已经达到了商务印书馆方面“保本”的测算值,傅增湘的推销之力,应当对此有较大贡献。不久,商务印书馆又给垫资人徐世昌送去了十部,张元济又自订一部,傅增湘则自订两部,加之国内外学者仍订购踊跃,仅印百部的此书很快被抢购一空,市面上甚至出现了高于定价银圆数百元竞购仍不可得的“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