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发布的大卫·霍克尼绘画作品

因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多国公共文化设施关闭，美术馆（博物馆）精心筹备的展览也无奈闭门，城市封锁、人与人隔离，原本在美术馆通过作品发声的艺术家，也将艺术的阵地转至社交网络。大卫·霍克尼以一株水仙道出“记住，它们不能取消春天”，给人以抚慰，而来自艺术的抚慰不仅是一株春日水仙。

在隔离的城市中，艺术家依旧以作品发声

近日，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的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82岁的大卫·霍克尼最新iPad绘画作品，画中所绘田野间盛放的水仙，并写道“记住，它们不能取消春天”。这是画家在封锁中的法国诺曼底分享给博物馆的信息，其中虽包含着疫情下的痛苦，但更多的是对明媚春天的向往。

波兰的6岁女孩玛雅笔下的春天

此后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发起了“征集春色”的倡议，其中一位来自波兰的6岁女孩玛雅用水彩画下的春天，同样充满着希望。

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征集到的世界各地的春天

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征集到的世界各地的春天

其实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肖像馆正在举行以“大卫·霍克尼，绘画源自生活”为名的肖像展，如今展览因疫情关闭了。国家肖像画馆馆长（Nicholas Cullinan），也就这张来自封锁中的水仙发表评论说，霍克尼“虽然与世隔绝，但仍在持续工作，观察春天的到来”。

曾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举办过个展的阿根廷艺术家托马斯·萨拉切诺（Tomas Saraceno）目前在佛罗伦萨现斯特罗齐宫（Palazzo Strozzi）举办了一场名为“联系”（In Touch）的大型展览，但因为疫情，博物馆闭馆，“联系”中断。3月18日，萨拉切诺在博物馆“云”平台发布了一件视频“作品”，这件作品虽然源于其旧作《特殊事件》（Particular Matter），但从冠状病毒流行的背景下以艺术作品解释病原体的运动——他用一束光展示了空气中漂浮的数百万小颗粒，讨论了在日常运动如何影响空气中物质（尤其是病毒）的运动，由此提示公众在当下“放慢脚步”。

托马斯·萨拉切诺《特殊事件》

此外，艺术家兼摄影师沃尔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新口号“保持距离，你保护我，我保护你”，并提示保护你的医生，只有当真正需要时才去就医。

沃尔夫冈·蒂尔曼斯在其社交媒体呼吁保持距离

艺术家马修·巴罗斯（Matthew Burrows）也在社交网站上发起“艺术家互助宣言”，以帮助艺术家们共克时艰。

马修·巴罗斯发出的倡议

纽约艺术家沃罗诺娃（Arina Voronova）创建了一个街头艺术项目，在城市已接近全面封锁的当下，纽约街头出现的一张张戴着口罩亲吻的照片，促进了困难时期的爱与团结。

沃罗诺娃在街头艺术发起的摄影艺术项目

沃罗诺娃说：“虽然科学正在努力寻找一种可以治愈病毒的方法，但在找到之前，人类只能相互支持。”在艺术家看来，“支持、爱、友善和宽容”是这个社交焦虑的时代逐渐缺失的，但却是对抗疫情最重要的品德，希望这个项目能唤起人们用爱和同理心来解决当前困扰全球的问题。

沃罗诺娃在街头艺术发起的摄影艺术项目

伦勃朗，提香和卡拉瓦乔如何以作品表现瘟疫

除了当代艺术家外，古典艺术大师的展览也因为疫情的发生暂时关闭，其中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开幕于3月16日揭幕的“提香：爱情、欲望和死亡”，几乎开幕即告休馆，那7件自多地汇聚一堂的、源于《变形记》的16世纪中叶绘画也暂不得见。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让人联想到提香生活的时代，提香死于1576年的瘟疫，在医疗状况远不及今日的几百年前，艺术家是如何以作品表达疾病，又是如何引导人们在艺术中获得安慰的？

提香，《圣殇》，1576

《圣殇》（Pietà）是圣经艺术作品中一再重复的主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1576年的威尼斯瘟疫肆虐，88岁的提香也以《圣殇》为题材完成了一件带有恐怖色彩的作品，画面中，一位老人为自己和儿子祈祷，祈求在疾病中幸存。有研究称，提香将自己描绘为画中祈祷的老人。为了让信息传达更为清晰，提香还在这幅《圣殇》中加入了教堂中常见的通俗画。

此时这位年迈、老练的艺术家是一位最普通的父亲，以最纯粹的精神在灰白色画布上发愿，对他而言，这不是在工作，而是在祈祷。然而，最终事不随人愿，提香和他的儿子奥拉西奥都死于1576年的瘟疫。

伦勃朗，《亨蕾克切·斯托芬肖像》，约1654

提香的追随者伦勃朗也有一段与瘟疫有关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伦勃朗，而是他雇用的仆人亨蕾克切·斯托芬（Hendrickje Stoffels）。

故事要从1642年妻子莎斯姬娅去世说起，当时他还因为《夜巡》中个人艺术理念与大众审美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惹上作品委托的纠纷，这也使他的名声受到影响。在此之后，伦勃朗依旧坚持创作，但十分悲伤。直到遇到了亨蕾克切·斯托芬，才使伦勃朗渐渐重拾笑颜。这段爱情虽然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但亨蕾克切却成为伦勃朗笔下的常客。好几幅她的肖像画留存至今，画中的亨蕾克切有着水灵的大眼、白里透红的白嫩肌肤，微抿的嘴巴尽显她的年轻。在暖色调的柔光照映和自然温和的光影对比中也体现出伦勃朗无限的温情，亨蕾克切的陪伴使得晚年的伦勃朗笔下生辉。

伦勃朗，《头戴绒制贝雷帽的亨蕾克切·斯托芬》

但1662年不善理财的伦勃朗再次面临穷途末路，他不得不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西部的约旦（Jordaan）区艰难度日，那里房屋相连，街巷垃圾成堆，老鼠横行，病菌滋生。1663年，一艘来自阿尔及尔 （Algiers）的船把瘟疫带到了阿姆斯特丹，亨蕾克切成为了瘟疫的受害者之一。她的去世导致了伦勃朗晚期自画像只剩下悲剧和痛苦。此后1668年，伦勃朗的独子在结婚后不久患病去世，第二年，这位荷兰伟大的艺术家也离开了人世。

巧合的是，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年轻的伦勃朗”也因为疫情关闭了，当看到人生的结局再回看年轻时的意气风发，总让人唏嘘不已。

伦勃朗，《自画像》，1629

令人唏嘘的还有卡拉瓦乔，他的一生醉人、危险而又充满了谜题。1600年，他突然出现在罗马的艺术圈，备受追捧却把自己的成功经营得很糟糕。1606年，卡拉瓦乔因为争斗致人死亡逃离罗马；1608年，他又在马耳他卷入另一场争斗；1609年，在那不勒斯，还是争斗，这次可能是不明来历的对头要取他性命。

1610年7月28日一份从罗马发到乌尔比诺的匿名私人信件中说卡拉瓦乔死了。三天后，更确切的消息说他死于热病。而卡拉瓦乔的尸骨在何处，至今未知。虽然有研究者在埃尔科莱港乱坟岗式的地窖中以DNA比对寻找线索，但依旧没有找到卡拉瓦乔。

400多年前的欧洲，瘟疫的爆发最令人痛苦的结果之一是死者无法像样地被掩埋。正如卡拉瓦乔在那不勒斯黑暗的街道没有灵魂的飘荡一样，因为瘟疫死去的人用裹尸布简单包裹，并被抬到一起，付之一炬。

卡拉瓦乔，《七个仁慈的行为》，1607

而在自己离开之时，卡拉瓦乔是否想到自己的作品《七个仁慈的行为》，为了更加丰富画面的内容和感染力卡拉瓦乔在画面上方增加了空中圣母抱着小耶稣和两位赤身拥抱的美少年天使，看着人世间正在发生的这“七个善举”，而在某些时候，他们也看到了人间的苦难。

罗莎，《人的脆弱》，约1656年

在疫情发生之初，不少艺术家会失望于艺术无用，然而艺术同样可以记录当下，伟大的艺术历久弥新、给人以安慰。在隔离的春天，让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这个陌生的时刻，艺术或许也是提供眼光、看到前路的方式之一。

注：本文编译自artnet《请相信这些天会过去，大卫·霍克尼等艺术家传来的希望》（Kate Brown）、英国卫报《爱的行为：疫情期间的摄影传播》（Nadja Sayej）、《伦勃朗，提香和卡拉瓦乔如何应对瘟疫》（乔纳森·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