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展览“玩具国”的一段访问
江梅：你的前两次个人作品展“明天的寓言”和“生命的寓言”都是开宗明义以寓言的形式来表达你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未来，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处境的关注和思考。这次的“玩具国”在我看来仍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传递你个人对于现实与生活的世界的某种看法与态度。
袁侃：这肯定是对的，做这个寓言系列其实是有一些巧合的。当时第一个个展“明天的寓言”也没有说一定要做寓言，因为正好看到一本书《寂静的春天》，第一章的名字就叫《明天的寓言》。那我就用了这个名字。然后第二次顺理成章就成了“生命的寓言”，就变成了寓言系列。当时也有说过想要做一个三部曲，但当大家都觉得想要三部曲的时候我就突然做了一个“玩具国”。因为艺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有变化的。当然这肯定是没错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态度，这是一定的。
江梅：“玩具国”这个名字来源于大家都很熟悉的西方童话故事《木偶奇遇记》，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对小木偶皮诺曹说谎话鼻子会变长的情节印象特别深，这次你选了其中“玩具国”的故事，并且特别将它作为展览的主题与名字，请谈谈你的想法。
袁侃：这本《木偶奇遇记》在我小时候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给我讲故事经常会讲这本书，所以一直记忆犹新。后来我还特意买了一本和以前一样的老书，因为我原先那本书已经找不到了。然后我给我儿子讲这个故事，等于又回顾了一遍。以前是我妈妈给我讲，现在是我给我儿子讲，更加觉得有意思。
在这本书里，我对玩具国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在这个玩具国里面，它直击人的弱点，小朋友在里面不用读书，不用做功课，什么都不用，每天就是玩，各种玩。这是一个多么乌托邦的一个形式，但是这一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交出去，每个小朋友到最后都变成了毛驴。你凭什么得到这样愉快的日子，就是把你的生命作为代价。那些毛驴要么去拉车，要么去表演。在这故事中，最终匹诺曹变成了毛驴被卖到马戏场里去表演。后来又因为表演时候不小心把脚折断了，又被卖给了一个做驴皮的人，想把他推到海里淹死。但因为他是木偶没有被淹死，就逃了出来。
我从小对这个就是有恐惧感的，如果你放肆的贪玩，过分的忘乎所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现在也和我儿子讲同样的话，因为小孩贪玩的天性很难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包括玩具国本身是很有哲理的，也是很现实的，不管是个人、社会、国家，往往你忘乎所以的时候，危机紧随而来。其实像这样的东西，在我上一回“生命的寓言”里已经有了，和那些鲨鱼、顶球海狮的关系都一样，包括之前的熊猫，在我所有的个展中，“危机”的概念是没有脱离过的，只是有些隐藏在背后，有深有浅。
江梅：在你的作品里，“动物”或“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常常是主角，它们在你营造的某种特定的场景与氛围中出现，各具性格色彩，有时也带有某种符号化的社会文化特征，比如“明天的寓言”里的熊猫，“生命的寓言”里的彼得兔、河马、犀牛、鲨鱼、企鹅等。这次的“玩具国”与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袁侃：的确，我是特别喜欢用动物的形象来做我的作品，因为动物相比人物来说更加宽泛和隐晦，人物表现起来总是有点局限的，而动物相对来说更加自由。而且动物的外表和内在的关系，很多人更能理解，大家会知道这个动物它代表了什么，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所以用起来更为大家所熟悉。
这次的玩具国，稍微有点变化，不像之前的全是动物，这次展览里当然也有动物，有兔子、有熊猫，但这次还做了人物：三个宗教的皇帝。而且我画了很多纸本绘画作品，这里面人物有很多。
可能这个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这次展览有点特殊，我在欧洲待了半年，所以实际上这次的展览只用四个月就筹备完成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可能之前在欧洲的半年，虽然没有动手画，但是积累和思考的比较多，所以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而且我也不是刻意的一定要用动物或者人物，包括那些宗教题材的作品，因为在欧洲我看的比较多的是教堂，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参观教堂。这次特殊的是，因为新冠疫情，教堂也全封闭了，全都是空荡荡的教堂，那些空无一人的教堂对我而言，感觉很震撼。所以我这次的绘画作品中有三到四张是教堂这个题材，雕塑也有像耶稣、教皇这样的形象。反正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也不是我刻意地要回避动物。我的感受、我的经历，作为素材，都在创作中表现出来了。
江梅：“船”以一种象征的形象再次出现在这次展览里，意味着什么？
袁侃：这是这次展览里唯一的一件装置作品，名字叫《小岛》。用的这艘船是我在2014年“明天的预言”里的那艘，当时是叫《泰坦尼克》，我这次把它重新利用了一下。我今年上半年在欧洲，其实应该可以说是被困在了那边，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回不来。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是有点像一家三口在外面漂泊，找不到终点，没有港口可以接纳，像是被困在一艘孤船上的感觉。所以船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当然在这次展览上，我是把它作为生命之舟，最终像诺亚方舟一样承载了一些幸存的生命。因为疫情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残酷的打压，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所以这个时候的一艘船，或者“小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片乐土，每个人都想爬上这艘小船，或者说都想拥有这样一个岛屿，让自己暂时避过灾难。可能对我也是一样。我当时在法国，在一个酒庄住了三个月，也是偶然的，并不是事先想好要去的，是到了那边以后才被告知不能走了，大家都要原地待命。所以酒庄对我来说也是一艘船，但我是漂泊在外的，直到七月中才回来。
江梅：今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年份，对于你来说更是特殊，你有六个月的时间被滞留于欧洲，其中在法国待的时间最多，刚刚你谈到你的这次展览里的作品是那段时间思考的一个呈现。能再具体展开谈一谈吗？
袁侃：我是有六个月时间滞留欧洲，法国待的时间最长。本来是二十天的假期，莫名其妙变成了半年，而且所有东西都是你事先不能计划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能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所以当知道不能走的时候，也就坦然了。因为最不坦然的时候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它没有直接告诉你要待半年，一直是不停变化，先延期一个月，然后延两个月，把你拖着的。最后也就麻木了，反正不能走，倒也坦然了。在那边也就放松了，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再怎么安排也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偶然的、莫名其妙的、命运的安排，让我有了这样的经历。大部分人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幸好一家人都在，所以也能安心的生活，还是很愉快的。但是不免接触一些很现实的事情，疫情、贸易战等等。这也没办法，这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现实就在那摆着，尤其在国外接触的信息还特别多，大量信息涌入。我这次有一件作品叫《近期的新闻》，就是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马克龙出来讲话，说最近要封锁、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我也会和酒庄的法国人聊天，他们也会说这个政府如何如何。所以这些信息大量涌入，一定会引发不同思考和想法，有些就在作品中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生活经历，一定是会通过他的思考，然后用他的手法，体现在作品上，这个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江梅：这次的展览里有一批绘画作品，之前，好像几乎没有绘画类型的作品在你的展览中出现过，我个人很喜欢你的这批画，画得很自由，不仅体现在表现手法上自由，也体现在你整合各种文化信息并将其统一到画面上的自由，而且它们与你个人的心理感受、情感体验、关切点、趣味等紧密度很高，这与我之前见过的为数不多你过去的画作完全不一样，感觉像是一次蜕变。那么，此次这些画出现在展览里，与你的雕塑、装置作品并置，它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袁侃：是的，以前没有过。这是我展览中第一次出现平面绘画作品。
我这次在法国的时候去了好朋友严培明的工作室，去拜访了他两次，之前一次十天左右，后面一次一个月左右。在那边看了他的创作，对我也产生了影响。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创作是宽泛的，并不是说我只能是雕塑家，因为雕塑家是很小的一个范畴。像毕加索、贾克梅蒂都是既做立体的雕塑作品，也画平面的作品。而且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做雕塑的本来就是会画画的，但画画的未必会做雕塑。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用一下我原来就蛮擅长的画画的手法？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试一下。这次试下来感觉很好，我这次用了色粉作为表现手法。之前从来没画过色粉，以前出黑板报倒是经常用粉笔，但这个不能算是艺术创作。这次大大小小画了28张画，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越到后来越是觉得很舒服。而且绘画的场景感是雕塑不能比拟的，雕塑很难表现一个场景，绘画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对于画面渲染的效果，虽然雕塑也可以做颜色，但是比起绘画还是有一点局限性。这次虽然是第一次，但我个人感觉还是做得不错的。当然雕塑和装置本来就是一直在做的，这次就更加丰富了，有平面的、有立体的，还有一段影像作品。这样，整个展览会更加饱满、丰富。
江梅：2020年，疫情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改变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 原本的关系，对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觉得对你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袁侃：今年对我最大的影响，从结果来看倒反而是好事，反转了，本来大家都很同情我被困在了欧洲，其实这倒恰恰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享受欧洲的风光、文化、宗教、人文。现在看来，这真的是一次很难得的经历，可遇不可求的，连故意设计都设计不出来，完全是跟着命运在走。而且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我也不会去严培明那里，因为他可以说是当今法国最有名的艺术家，一般情况我也不会去打扰人家。这次受他邀请，我近距离接触了他这样一位世界一流的艺术家，看到他的创作，我才深有感悟。因为一般很难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过程。我等于是比较长时间地观看了他的创作过程，而且和他交流了心得，从他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他是一个在欧洲成长起来的世界级的艺术家，虽然他是中国人，但之前他在中国是没有什么建树的。他二十岁就出国了，原来也不是一个专业画画的。他的那些想法、那些认知是完全不同于国内的艺术家的。从他身上得到了很多启发，也影响了我这次的展览。
以前只用四个月的时间做这么大型的个展，是很难想象的。2014年“明天的寓言”熊猫的个展，我用了整整半年时间筹备。2018年“生命的寓言”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只有四个月，照理说是很难的，但是我之前就答应了，因为我在还没有动手前就觉得四个月的时间够了。其实是受到了严培明的激励，因为他在那边创作六米多的大画，三张，一个月就画好了，而且是没有任何助手帮他画的。这也激励了我，觉得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四个月的时间都多了，因为你们也看到了我不是很忙，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让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艺术家该做的事情，什么样才称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怎么样做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应该说是让我开启了一个新的认知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江梅：现在我们所生活和面对的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各种的不确定性，各式各样的挑战……尤其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都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之下，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你是如何进行思考和面对你的工作的，你认为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
袁侃：2020年的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就像我在前言里说的：世界在受煎熬。其实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我之前有个想法，我觉得世界变小了。当时我一月份去法国的时候，中国刚刚爆发疫情，武汉封城，我从上海到巴黎的飞机上还是带着口罩，在上飞机的时候还是紧张的。后来到了法国，从巴黎到里昂转机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我就觉得我逃离了，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包括当时严培明请我去第戎的时候也让我先暂时不要回去，说这里安全，你过来吧。但是后来欧洲就变得不安全了。你以为你逃离到了几万公里以外就安全了，但其实并没有，现在那边更危险了。连严培明工作室里帮他做杂活的一个学生现在都是阳性了。所以一下子感觉世界变小了，逃也逃不到哪里去。套用当下流行的一种说法，中国不好了世界也好不到哪里去，反过来也一样，世界不好了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整个世界变小了，天下一家的感觉，真的是一定要共赢。
在这过程中，艺术更显得弥足珍贵。当大家封闭在家不能上班，不能去做很多社交事情的时候，可能一件艺术品能让大家感到安宁，能让大家从一个悲痛、恐慌的氛围中得到一丝的安慰，或者他能感同身受。我这次展览中的很多作品也是跟疫情相关的，有宗教性祈祷的东西，也有关于死亡的东西。但是最后我画了一个英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下，大家更需要一个英雄。包括国内抗疫的英雄也好，国外的明星也好，比如在法国的米兰大教堂波切利一个人的独唱音乐会，这些都给世界带来正能量。给大家带来希望和光明的，都是英雄，不是说只能是医生护士，哪怕是普通人，只要他做出一些善举，做出安慰人的事情，一些正能量的事情，就可以称为英雄。那张画《英雄》是我所有作品中的最后一件作品，我一定要画一个英雄。
编辑：周雨亭
校审：李诗文
访谈录音文字整理：潘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