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元代瓷器中，有一只元青花高足杯的内底上书有“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的诗句，诗文于戏谑平素之中充满着制器者对人生的深刻感叹。景德镇戴家弄窑址也出土过一件值得研究的元青花高足杯，杯内底绘一人物手握高足杯席地而坐，正作畅饮之态。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出土的釉里红高足杯内有“不饮空归去，桃花也笑人”的内容。

上述三例出土实物，可证元代高足杯是饮酒之器。

考古所见元代高足杯还有带圈托的。将高足杯的杯把置于圈形托中，如此，高足之杯则无倾覆之忧。不过，有资料表明：在正式的宴饮场合，或者卑者向尊者敬酒时，高足杯需用托盘盛放。

1982年，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出土的壁画中，一侍者奉酒时，有盛盘中置两高足杯的画面。南宋人绘《夜宴图》，图中也可看到高足杯置于盛盘中的情况。河南登封王上村金代壁画墓中有一组绘画，画中有一侍者双手所捧托盘之上有高足杯两只。由此可知，高足杯置于托盘中使用是宋、金、元时重要宴饮场合的通例。

江西高安窖藏出土高足杯中有一类很特别的高足杯，其杯把可以自由转动，这类杯学者名之“转把杯”，是元代高足杯中的新形式，虽不能说是元代的发明创造，但总可称之为“实用新型”。

高安出土并公布的转把杯有两型。一是釉里红印花堆螭纹转把杯，一是釉里红梅花带壁钮转把杯，这两只转把杯与故宫博物院藏釉里红转把杯形制相似。这些杯体积较小，腹壁陡直，口沿微外侈，并且均为釉里红釉，属于元代饮酒器中特殊的一类。另见有私人收藏成对转把杯也是釉里红釉。可见，转把杯作釉里红釉的情况居多。

有人认为这类可转动的高足杯是元代蒙古人宴饮时确定客人身份的“指南”，即来客时转动杯体，杯上龙首或钮部对准的客人即为宴会之贵客。此说法颇有故事性，但经不起推敲。客人赴宴，通常情况下，总是待客主人先行知晓，靠猜测的情况极少，这是常理。

高足转把杯的真正作用应该是“劝杯”或“罚杯”，即行酒令时由“司酒官”转动杯身，龙首或壁钮对准的一方自当饮酒助兴。

前述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窑址出土的釉里红高足杯上文字书“不饮空归去，桃花也笑人”的内容，显然是在劝人喝酒，此杯虽然不是转把的一类，但从其釉里红色彩及文字内容看，理解为“劝杯”更为精确。此杯的使用方法可能是在酒宴时由“司酒官”掌握在手，据事先约定之规矩行“罚酒”或“劝酒”之令。

总结高安出土的高足杯和各博物馆所藏各类高足杯，无论是饮酒杯还是劝酒杯，凡用于酒宴盛酒的高足杯，一般体形较小。饮酒之杯口部多在10厘米左右，劝杯口部更小，在7厘米至9厘米之间；杯之口沿虽有外侈，但外侈幅度不大，口沿若大，啜饮易洒酒；杯口内敛的饮酒之杯不曾发现，因杯口内敛时酒不易入口，更为饮者所不取也。

从出土及公私收藏情况看，饮酒类高足杯以青花为多，劝杯或罚杯以釉里红为多。将饮酒杯与劝杯设计成不同的颜色，此类现象可能是酒宴时饮酒杯与劝杯相互区别的一种方法。

出土和传世有若干器型较大的高足杯，这类较大的高足杯与饮酒之事无干，是宴会时放置果品或者祭祀时盛放祭品的盛器。

元刻本《事林广记》插图中有多只高足杯当果盘用的情况。日本新知恩院藏元颜辉十六罗汉图第十一、十五尊者，图中高足杯带双立耳，杯内置食物，并有绳穿杯之两耳挂于树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程棨《摹楼璹蚕织图》，祭蚕神一节有多只高足杯用于祭祀场合中。

1972年，河北定兴窖藏出土的青花月影梅高足杯，杯身作斗笠状，口广阔而沿外撇，敞口极大，如作饮器，极易洒，应归为祭祀之器。英国牛津大学阿斯莫林博物馆的高足杯（也有称高足碗者），口沿内卷，口径达18厘米，如此巨大之物，如用作饮酒，蒙古人的酒量再大，也经不起三巡五度。

安徽繁昌县新港街道窖藏出土之青花云龙纹高足杯，杯腹作半球样，杯口较大，也不适于饮酒。还有新疆霍城出土的青花双凤高足杯、湖田窑北岸出土的缠枝花卉纹高足杯等，都是盛器之类。

高足杯中有纯白、蓝、红等单色釉者，应理解为祭祀用器为妥。

江西高安出土高足杯中有一卵白釉五爪龙纹杯，此杯杯口直径达14厘米，较其他饮酒用杯大出许多，因此为祭祀器的可能性较大。又见民间所藏白釉红绿彩龙纹杯，杯口达16厘米，更应是祭祀之物。故宫博物院藏元红釉刻云纹高足碗、甘肃省博物馆藏元墓出土之高足杯、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蓝釉暗龙纹高足杯、民间藏蓝釉开光镂空高足杯等均应归为祭器之列。

有些单色釉高足杯，虽然体形很小，但口沿作极细小的连珠状，由于连珠较小，遂有锔齿之感，此类高足杯如作饮酒器可能会使口部不适，易现尴尬之态，也应是祭祀器的一种。

关于高足杯之异称“马上杯”问题，也有必要略作简要探讨。

有人认为“马上杯”之称来自朝鲜，也有人认为“马上杯”是蒙古民族骑马时使用的饮酒器。此类说法可谓不当之言，取之无据。

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南大街军分区窖藏出土的所谓“青花昭君出塞图高足杯”，口径7.7厘米，杯腹陡立，杯口微作外展，是典型的饮酒器。杯之内壁绘一仕女骑于马上，正手持琵琶作弹奏样。此场景恰恰应照着唐人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之名句。唐代诗人薛能在他的《曲江醉题》中有“闲身行止属年华，马上杯中尽落花，狂遍曲江还醉卧，觉来人静日西斜”之诗，句中明明地说起了“马上杯”。白居易《留题天竺灵隐两寺》有“渐出松间路，犹飞马上杯”之句。宋人彭汝励有“桃花笑摘篱边菊，竹叶惭无马上杯”之言。凡此，可见“马上杯”之说古已有之，并非元人所创。“马上杯”的应用环境从上述诗句来看，其主旨在于表述临别送行时远行人马上饮酒的场景。如此，“马上杯”之说才与蒙古民族骑马征战时的送行酒和接风酒（即今天的上马酒下马酒）相印证。

臆断以为“马上杯”为马上饮酒之器，与实际情况也无法解释通。蒙古人时常颠簸于马背之上，在马背上奔波再带上饮酒的高足杯，既不利于远途奔行，更不利于应付战事，一定不如直接用皮囊壶或者金银壶啜饮洒脱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