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堃 新快报记者油画，这一外来画种跟随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传入中国，初始只是在少数开放城市或者满清宫廷等区域如星火般闪现，但随着不断激烈的社会变革蔓延与深化，油画的创作与普及迅速升腾为一场燎原般的社会性“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有识之士纷纷倡导和推广西方文化(艺术)，以西画改良中国画，他们兴办西画学校，招收青年学生，传播西方绘画的知识与观念；另一方面，大量的学艺青年走出国门，去欧美或日本的专业美术学院留学，他们为已显老气横秋的中国画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中国的艺术创作从此渐渐步入一个划时代的活跃期。这个活跃期到了今天，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是不可思议。记得在2004年时，艺术市场评论家Alberto在米兰看到了张晓刚的作品，标价5万美元。当时，Alberto与朋友们一致认为，对一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而言，这样的价格有点高。不过，让眼光老到的Alberto颇感意外的是，2006年，张晓刚的作品在纽约卖出了100万美元。几个月后的2007年年初，张晓刚的《同志》卖到210万美元，与拉斐尔等大师的作品平起平坐。究竟是什么力量将中国当代油画的价格推向疯狂？又是什么使得中国当代油画成为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当人们还在为这些充满诱惑的市场现象众说纷纭的时候，这股“厚今薄古风”却是满满地占据着我们对中国油画认识的视线范围。正在我们为了搞明白这个在中国历史并不算长远的西方绘画方式是否已在这片土地演绎“神奇”而感到头疼时，正在我们为了找寻一个平衡点去习惯和适应眼下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而感到不适时，一个规模不大的“百年东方艺术回归祖国收藏展”就带着30余幅曾经散落在国外民间的中国早期油画作品，在3月悄然登陆广州。广州，尽管离中国当代油画“交易风暴”的中心还相去甚远，但是这个多少会让人瞩目的城市早已是蠢蠢欲动了。如今，美国西岸画廊恰好给当前的火爆势态提供了一次降温的渠道。画廊主持毛衣理先生说：“中国早期油画作品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道无法磨灭的痕迹，大浪淘沙，与眼下国人追捧的当代艺术品不同，时间的沉积赋予了这些画作在学术价值以外的一种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确实，在这30余幅的油画作品当中，也许没有超凡的绘画技巧和前卫的艺术观念存在，更加没有让人惊愕的天价出现，但它们的回归，却给了当代人一次值得回味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纯粹的，背后没有名和利的纷扰，仅仅是在一次对历史的回眸中重拾对两种不同文化情境在最初碰撞时的火花。本次展览回首了“西画东渐”历程里，最早源自西方传教士在华创作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油画，18、19世纪以广东等沿海地区为代表的清代外销画，还有一些民国期间。第一代“海归”油画家带回来的以印象派、后印象派为主的油画作品，以及在解放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期间，由于内地油画作品在世界艺术领域的缺位。而来自台湾和港澳地区的油画创作主流。这些散落在西方民间的油画作品，往往成为了改革开放以前，西方民众了解中国风貌的渠道之一。像我们看到的清代外销画《花瓶旁的女孩》、民国期间K.Wong 的《弟弟和我》、HerCeing Lee的《祈祷》和Kenneth Lao 的《春，夏，秋，冬》组画，还有当时港澳地区的《渔家女》、《抱猫咪的女孩》、《南国少女》、《香港的日本街》和《碧海掠影》等不同时期的油画作品，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画家们所亲身体验到的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以及不同地方的风俗世相。从这些早期的中国油画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段特定的历史际遇所赋予的西方写实色彩与东方书写意味相结合的“流”与“融”。这些画家在画布上留下来的，正是在掌握了西方油彩材质和立体塑造的基本特点的同时，充分利用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笔意形态和东方韵律的点线秩序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粗朴、放纵的意趣。这就是中国早期油画的动人之处。也正是如此“中国模式”的油画作品，让我们在今天的喧嚣都市中，通过一抹几乎散失和淹灭的痕迹，发现了不少人对艺术和文化的体验与认知还存在着模糊、暧昧、隔膜，甚至陌生的意识形态。相对于当下市场化呈主导地位的艺术生态，盲目的迎合，或是无奈的跟风，甚至是刻意的捏造……混乱与无序让艺术在公众的视野中或多或少地偏离了良性的范畴。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油画发展在倒退，历史的步伐是只会向前迈进，对比之下，中国当代油画创作当然是比早期油画创作有了很大的飞跃。之所以要再看“西画东渐”，一是要肯定艺术的多样性，对于不同时期的作品我们不能戴着“市场式”的眼镜去看待；二是重新认识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之路，通过实践去完善艺术的“中式体验”；三是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了艺术在学术价值以外所带来的其他人文内涵。在“全球化与地域性”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热门学术话题的今天，在当代艺术市场已经几近疯狂的今天，我们有机会回顾、梳理和审视这些曾经流失海外的中国早期油画作品，被赋予了不仅仅的学术价值，其中还包含着一种认识自我的历史意义。从国人向西方学习伊始，很多艺术家就开始了深入地思考与探索，对油画这一异质文化的画种如何才能做出成功的民族化移植开展了积极地艺术实践。如今，在他们的得与失之中，在他们的困惑与焦虑过后，一次有限的展览是不足以还原他们的真实情感的，但可以是一次为我们提供历史依据与经验借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