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的书风,“颜底魏面”是他标志性的两大要素。而由“颜底”演变为“魏面”的时期,正是乞食东瓯、入京赶考这七八年时间里。因此,《章安杂说》稿本是研究这一转变的重要书迹。

中唐以后,颜真卿书法成为除“二王”书风之外的另一大宗。唐之韦纵、胡证、柳公权,五代之杨凝式,两宋之欧阳修、蔡襄、韩琦、苏轼、黄庭坚、米芾、蔡卞、张即之等,元之赵孟頫、鲜于枢、耶律楚材,明之李东阳、王宠、王铎、董其昌等,无不本于颜书而能自出新意者。历代书家习颜,大多如欧阳修《集古录》中所言:“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蔡襄云:颜鲁公天资忠孝人也,人多爱其书。黄庭坚则赞叹:鲁公文昭武烈,与日月争光可也。颜真卿的浩然正气征服了千百年来无数的书家,后人无不将之奉为人品与书品最完美结合的典范。

其次,顔真卿的高超书艺,引得后世书家的顶礼膜拜,为百代之宗。苏轼《东坡题跋》中指出:“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书在中唐以后流行之广,影响之大,无人能及。其中最被大家认可的就是顔真卿的书法含有篆籀之气,如同他的忠贞豪气,巍然独耀。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做了分析,认为“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得出的结论是“唐人书有神品、妙品、能品。神品三人:颜真卿、张长史、李阳冰”,颜居神品之首。

到了清代,尤其金石兴起、碑帖分流之后,这种篆籀之气,包涵了碑学与帖学的最大公约数而备受书家重视。碑派人物希望从顔真卿的篆籀之气中找到打通北朝书迹的任督二脉,而帖派人物则寄希望于习颜书来扩充气力、强壮体魄。阮元就认为“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加之,篆隶书的复兴,浑厚雄强书风占据主流,又有“颜柳欧赵”楷书四大家说法在百姓间的流行,颜书成为清代众多书家童蒙时期临习的不二之选,赵之谦也不例外。他在《章安杂说》中就说自己“二十岁前,学《家庙碑》五百字”,可见赵之谦自小就开始习颜了,虽自称“无所得”,又云:“遍求古帖,皆涉一过,亦不得。后见山谷大字真迹止十余,若有所悟。偶作大字,笔势顿异,觉从前俗骨渐磨渐去。”殊不知黄庭坚纯用颜法,尤以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华严经疏卷》为上。而黄庭坚的书法又受到南朝《瘗鹤铭》的影响,因此,《章安杂说》也关注《瘗鹤铭》,称是“仙迹”,“大书至此,乃入超妙地位”。这些观点在《章安杂说》的稿本墨迹书风中均有所体现,但也流露出了不囿旧法的决心和对六朝石刻的喜欢。

众所周知,浙江地处南方,罕见六朝碑版书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三十四岁之前赵之谦的足迹基本不出浙江范围。所以,写于瑞安守城期间的《章安杂说》,尚未能见到碑版的味道,初看上去,倒是非常接近《何绍基日记》。赵之谦对何绍基的态度,前后矛盾不一,值得玩味。同治初年,赵之谦写信给魏锡曾,提及“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两人在饭桌争论什么而致“无趣”,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两人书学之争不在书风而在对北碑书法的认识上,某些观点是不合的,甚至是对立的。赵之谦赴江西任职后,对这矛盾仍耿耿于怀。在给李应庚(梦惺)的信中,还说起“弟于书法,不从书入,又不能作骑墻之见,故为子贞先生所大恶。今阁下素服膺道州之教,而不弃鄙人,亦是天壤间仅见人物也”。“不从书入”当是指不从寻常入手,这与何绍基主张笔笔中锋可能出入较大。另一层解读则是赵之谦强调“书外功”,意即书法的神明变化当从书外求,反对何绍基那种临百通《张迁碑》的苦功夫。他曾为陈豪作一楷书八字联:“朗姿玉畅,远叶兰飞。”长款曰:“何道州书有天仙化人之妙,余书不过着衣吃饭,凡夫而已。蓝洲仁兄学道州书,得其神似,复索余书,将无厌家鸡乎?”赵之谦把自己的书法定位为何绍基的“对立面”,自谦的同时似乎有点“自卑”的痕迹。这是否是晚清碑帖之争所带来的“分裂”现象,尚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