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晚期，民间收藏盛极一时，海内风雅人士取道嘉兴，必访鉴藏大家项元汴，登其藏书楼“天籁阁”。项元汴的“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名绘、金石鼎彝、珍奇名玩，慕名而来之人络绎不绝。许多文人书画家都曾有过造访天籁阁的经历，如苏州吴门画派的书画家族文徵明父子，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明末画坛领袖董其昌，鉴藏家詹景凤、华夏、李日华等人皆为天籁阁的座上宾，这也使得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项氏收藏为核心的文化艺术交流圈。天籁阁的出现不仅使嘉兴成为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明代末年中国书画艺术的走向，培养了仇英、董其昌等一众艺坛风云人物。此外，项元汴在鉴藏之余兼工书画，始创“嘉兴画派”，为嘉兴地区的书画传承提供了助力。

一、项元汴与沈周、唐寅

在天籁阁所藏的明代绘画中，以“明四家”的画作居多。项元汴与“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虽无交集，却颇为赞赏他们的作品，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上有项元汴题跋：“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故翰墨吟咏间，时或及之。此图此诗，盖自伤兼自解也。噫！予亦肮脏负气者，览此不胜嚄唶，岂但赏其画品之超逸已哉？嘉靖庚子九月望日项元汴跋。”项元汴作此跋时正值二八年华，年轻的项元汴在唐寅的笔端看到了他玩世不恭背后隐匿的失意和惝恍，在唐寅的世情“美人画”中，他看到了画家超脱世俗的一面，故而作下了“自伤兼自解”的品评，可见项元汴年轻时就流露出独具慧眼的品鉴天赋。

二、项元汴与文徵明父子

醉心鉴藏的项元汴除了不惜重金收集前人的佳作外，自然也不会错过与同时代优秀艺术家交流书画、互通有无的机会。项元汴与吴门地区的书画核心文氏家族世代交好，文徵明比项元汴年长55岁，因此他们交往的时间并不算长。项元汴一生对文徵明推重有加，他一共收藏了二十多幅文徵明的作品，其中一部分作品也成为了项元汴文人身份的象征。例如，文徵明在耄耋之年两度为华夏作《真赏斋图》并书《真赏斋铭有叙》，为华夏立传的同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真赏”的鉴藏观，后来这两件作品皆由项氏继承，而“真赏者”也成为了项元汴有别于沽名钓誉之辈的一个象征。在项元汴的旧藏中有一幅沈周与文徵明共同创作的书画作品《沈周画韩愈画记图》，上有文徵明跋：“嘉靖戊午八月廿又四日，为项君子京书。”一方面印证了项元汴与文徵明在书画交流上的往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迟暮之年的文徵明对这位年轻后学的看重和认可。

对项元汴影响更深远的当属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他们作为项元汴的艺术顾问，经常以信札的形式为项元汴提供鉴藏意见，互通有无。据《读书敏求记》记载：“项墨林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项元汴五十四岁生日时，文嘉特意为项元汴作《寿墨林山水图》以贺。在文氏父子的影响下，项元汴的鉴赏水平逐步提升，渐渐成为江南地区文人收藏圈的核心人物，越来越多的收藏家、书画爱好者加入了项元汴的交游网络。

三、项元汴与仇英

项元汴与仇英相识于青年时期，仇英比项元汴年长27岁。清代吴升的《大观录》著录了仇英的《沧溪图》，卷称项元汴“馆饩仇氏十余年”。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深厚。项元汴不仅将仇英奉为上宾，给予丰厚的待遇，还提供了大量南宋画院以及元代的绘画真迹供其临摹，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仇英的临摹水平以及绘画风格的形成。如项元汴曾藏有宋《司马光独乐园图》，董其昌《昼锦堂图》画题云：“宋人有《温公独乐园图》，仇实父有摹本，盖画院界画楼台。”仇英的《独乐园图》笔法精炼独到，设色明净秀丽，构图疏密有致，既将亭台楼阁刻画得精妙入神，又传达出“一箪食，一瓢饮”的人生意境，成为天籁阁的重要藏品之一。同时，仇英也为项元汴临摹或创作了许多清丽俊逸、造微入妙的画作，如仇英《水仙腊梅图》一轴便题有：“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的款识。此外，被誉为“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汉宫春晓图》曾经也是天籁阁的旧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是仇英的得意之作，项元汴在拖尾处标有“子孙永保价值二百金”，这在当时属于极高的价格，足见仇英在明末收藏界的地位。

四、项元汴与董其昌

与“明四家”在明中后期的成就与声望相比，董其昌与项元汴结识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画坛新秀，他比项元汴足足晚生了三十年，但二人的交往并没有受限于年龄的差距，反而在书画艺术上极其投缘，项元汴更是把董其昌引为“同味”，将珍藏的法书名绘一一提供给董其昌临摹。据董其昌《墨禅轩说》载：“三五年间游学就李（指嘉兴），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得益于天籁阁收藏的历代书法、法帖，董其昌在传移模写中融会贯通，学古摹古而不泥古，其书法兼有“颜骨赵姿”之美，自成一格，于赵孟頫之后成为书坛又一楷模。董其昌在天籁阁阅遍累代名家画作，不仅造就了他清隽高雅、含蓄灵秀的绘画风格，成为日后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更为他日后绘画南北宗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项元汴过世后，董其昌仍然保持着与项氏家族的联系，晚年身为艺坛领袖的董其昌多次取道嘉兴，与项氏家族的成员品评书画、欣赏项氏新晋的珍藏。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于青年时期在项元汴的天籁阁有幸一见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后因项氏后人的转赠收藏此图，感悟颇多，先后留下五处题跋。壬寅年除夕，项元汴之子项晦伯（德明）将《鹊华秋色图》赠与董其昌，董作跋曰：“余二十年前见此图于嘉兴项氏，以为文敏一生得意笔，不减伯时《莲社图》。每往来于怀。今年长至日，项晦伯以扁舟访余，携此卷示余。则《莲社》已先在案上，互相展视，咄咄叹赏。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剑久判雌雄。遂属余藏之戏鸿阁。”万历三十三年，董其昌在湖北武昌官舍晒画，二作题跋，赞赵孟頫此画兼王维、董源二家之风，“唐人之致”“北宋之雄”。崇祯二年，75岁的董其昌再次提笔：“恵生携至金阊，舟中获再观。”表明董氏后来又将《鹊华秋色图》转手惠生。笠年夏，董其昌受惠生所托抄录《鹊华秋色图诗》，诗文描写了弁阳老人周密对该画的喜爱，董其昌对此感触甚深，继而又题下第五跋曰：“弁阳老人，在晚宋时，以博雅名，其《烟云过眼录》，皆在贾秋壑收藏诸珍图名画中鉴定。入胜国初，子昂从之，得见闻唐宋风流，与钱舜举同称耆旧，盖书画学必有师友渊源，湖州一派，真画学所宗也。”耄耋之年的董其昌在最后一跋中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宋代鉴赏家周密的称赞，并指出赵孟頫因与周密交好才“得见唐宋风流”，以此来表达对赵孟頫以及“湖州一派”的肯定。可想而知，周密之于赵孟頫恰如当年项元汴之于董其昌，如果没有当年董其昌在嘉兴项府遍观“晋唐墨迹”，又何来明末融通古今、书画双绝的画坛巨擘？董其昌《鹊华秋色图》的五次题跋中虽未提及项元汴的名讳，却流露出董其昌一生与项氏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项元汴与嘉兴画派

项元汴的一生以鉴藏大家闻名，而其书画艺术方面的成就却鲜为人知。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这样评价项元汴的《林塘鸂鶒》扇面：“此君艺事，种种有味。以其挟多赀，故江湖间止传其收藏好事耳”。事实上，项元汴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书画鉴藏方面，他创作的《柏子图》《墨荷图》等作品笔法率意生动、设色简雅质朴，以古为师，自成一家，于虚实之间探寻出一种清新雅逸的风格。项元汴的兄弟、子孙也从天籁阁旷世的收藏中获益颇多，其中项元汴孙项圣谟的书画成就最高，他的作品兼有“宋画之风，元画之韵”，徐邦达在《古书画概论》中说道：“嘉兴项圣谟，山水紧追宋元，功力精深，自成一家，不受当时华亭、浙江等派影响”。项圣谟的作品以山水居多，在树木花鸟创作上，项圣谟偏爱高大的乔木，尤以松树画得最为传神，有“项松”之称，代表作品有《大树风号图》等。在以项元汴为首的嘉兴地区文化交流圈中，嘉兴的书画家们逐渐演变为一支具有地域风格的“嘉兴画派”。由于嘉兴画派的开创者项元汴与吴门画派之间的联系，也有学者将嘉兴画派称为吴门画派的支系。项氏一族以鉴藏事业成就了嘉兴画派，同时源源不断地为嘉兴地区的书画传承提供助力、输送人才。

结语

董其昌在为项元汴撰写的《项墨林墓志铭》中云：“公蒙世业，富贵利达，非其好也，尽以收金石遗文、图绘名迹，凡断帧只行，悉输公门，虽米芾之书画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对项元汴一生的收藏事业做出了极高的评价。项元汴凭借其卓越的眼光、雄厚的财力，使得天籁阁的藏品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在中国收藏史上空前绝后。尽管项元汴坐拥着庞大的书画王国，但他从未以一个主人家的姿态傲视慕名而来的艺术爱好者们。他与画工、僧人、民间手工艺者以及年轻的后辈皆能平等地交往，以自己丰富的收藏促成了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并孕育、成就了一批以仇英、董其昌等人为代表的书画名家，其作用和影响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对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挖掘历史底蕴，厚植文化自信，项元汴和天籁阁无疑是嘉兴独一无二的一张文化名片。6月24日，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嘉兴市委、嘉兴市政府主办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嘉兴特展”在嘉兴美术馆（秀湖馆）开幕，“物华天宝——‘大系’中的天籁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板块。此次展览以图像的视觉冲击力，呈现中国书画史发展脉络。同时，以项元汴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家世、收藏、交游、贡献等因素，重现嘉兴文化史上一个精彩纷呈的时代。

刘云峰（嘉兴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