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前线去”的姿态是胡一川（1910年- 2000年）一生的鲜明写照，是他一生的追求。
胡一川以“到前线去”的姿态奔赴延安，走向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到了鲁艺后，立即受党的嘱托并率领鲁艺木刻工作团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党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了木刻工作团的战斗作用。这支队伍活跃在敌后，牵着一头毛驴，头上包着白毛巾，身穿老百姓的服装，驮上木刻印刷工具，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木刻敌后武工队”，胡一川是这支“武工队”的队长。他带领这支“武工队”在村子里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木刻作品，曾在武乡这个村子里创作出一批套色新年画木刻。这批“军民合作”的新年画木刻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很快在农村一售而空。把反映抗战的新年画送到敌后老百姓家中这一创举，受到彭德怀同志的嘉奖和赞扬。
胡一川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组织领导者，也是一位有素养的理论家。在领导鲁艺木刻工作团期间，他还撰写了《给木刻工作者》的文章，向全国木刻工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告诫木刻工作者必须改变自己的审美趣味，要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木刻作品。他在文章中指出：“不但要注意分别出中国人的眼神、鼻梁、表情和姿态与外国人的不同，就是在国内各种人物的性格，某时某地的人情风俗，住所、服装、用具、生活习惯等都要特别留心。”“多创作目前需要的木刻画报、木刻壁报、木刻标语、传单、木刻卡片、套色木刻和木刻连环画小册子，广泛地把这些作品散发到农村、部队、工厂区、街头巷尾、敌区里去，收集各方面的意见，集体讨论和研究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和以后应努力的问题。”
胡一川是一位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创作者。早期的以工人为题材的黑白木刻明显受到德国版画家梅斐尔德的“士敏土”的影响，刀法粗犷、泼辣、奔放、无拘无束。《失业工人》 《流离》《狡诈》 《囚》 《闸北风暴》 《恐惧》《到前线去》等是他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他以旺盛的创作激情还创作了许多连环木刻画：《攻城》 《不让敌人通过》 《夜袭》 《抢收》 《壮丁》 《参军》 《开荒》 《十大任务》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及许多“木刻传单” 。
抗战木刻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木刻作为一种武器发挥到极致。这种武器的作用不仅影响了全中国，而且还影响了全世界。谁能想象得到，在延安毛主席的窑洞会客室墙上挂着的是一幅胡一川的套色木刻《牛犋变工队》。而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的那批新年画木刻经漂洋过海传播到美国、苏联、印度等国，这套新年画木刻现藏于莫斯科东方艺术博物馆内，还有一套寄往了美国，现仅留存一套，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胡一川的艺术人生随着时代的辉煌不断发出光和热，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创始人，后来又被派往广东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他是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开创者，更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胡一川拿起了他所喜爱的油画笔，进入了油画创作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油画作品，《开镣》 《前夜》 《红军过雪山》已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充满传奇色彩的胡一川在他童年时代就不同寻常， 1910年他出生于福建永定县，是客家人的子孙，祖父和父亲都在马来西亚务工谋生，1920年胡一川的母亲病故， 10岁的他带着弟弟去印尼寻父。在印尼念中学，15岁从印尼回国，次年入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学习，有幸在集美聆听到鲁迅的讲座， 1929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
胡一川在青年时有过一段初恋，一段柔情脉脉的故事。他在1930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他青春萌发时期，在上海遇到了他的恋人夏朋，并与她一起参加了“左联”的“美联”，成为“一八艺社”木刻团体的成员。1933年夏朋送给在狱中的胡一川一帧影像，背后题下一句诗：“铮铮的铁环/与铿锵的枪刺映/这初秋时节的留影啊！/也将在波涛中颠荡？——赐给被囚的凯。薏凡。 ”薏凡即夏朋，原名是姚馥，中共党员， 3次被捕，1935年在苏州反省院牺牲，年仅24岁。胡一川失去了自己亲爱的恋人，但没有放弃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他秉承了战友的遗言，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为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