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寄来的三卷本大作《徐悲鸿时代》，竟夜不能寐、感慨颇多。遥想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位知名的文学编审，曾约请我写有关徐悲鸿先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并称已得到廖静文先生的同意也愿接受采访。但面对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化巨匠，而我又从未涉猎过美术领域，最终还是知难而退地婉拒了。但还是留下深深的遗憾，错失了解一位当代卓越美术大师的良机，成了我一个永远的心结。
现在好了，进入21世纪20年代初秋的收获季节，终于有一位集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的夏桂楣先生来替我打开了心结，他的三卷本大作《徐悲鸿时代》使我在耄耋之年总算了结一桩心愿。细细品读，似把我带进了那个洪荒年代。
鹏程万里的鸿鹄之志
徐悲鸿生于乱世。他的父亲徐达章是江苏宜兴屺亭桥一位乡土画家，有着很深的国学和绘画造诣，忧国忧民。严格的家教，加上深陷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使得徐悲鸿一出世便形成了悲悯性格——将他的名字“寿康”改成了“悲鸿”，从而将自己的命运与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徐悲鸿没有进过官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少年也曾锥刺股”。在父亲的教诲下，两岁半开始识字，六岁便能念诵诗书，每日诵读数段，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执笔研习书法。徐达章虽然早已看出了童年悲鸿在绘画上的灵气，却想让他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再学绘画。徐悲鸿不负父望，从儒家经典入手，打下的坚实国学基础，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成名之后的代表作《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徯我后》《愚公移山》《山鬼》等，无不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对儒家学说的透彻理解，是很难完成这些巨制的。
徐悲鸿在自学成才的道路上无疑充满着艰辛，14岁时，屺亭桥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患，粮食绝收，生灵涂炭。他便跟随父亲流落宜兴乡间，以给人画肖像、神像、山水、花鸟动物，刻印章、写对联，收取薄银，养家糊口。由于长期在外飘零，过着落魄的生活，1909年冬天，徐达章身染疾病，全身浮肿。在颠沛流离中虽也求医问药，可仍然不见好转，无奈年底便返回故里。父亲卧床，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少年悲鸿身上。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辍自修，并负笈入宜兴中学半工半读，课余常为同学、同事及亲友绘制肖像、中堂、扇面，且分文不取。
徐悲鸿第一次赴上海求学，但却因世态炎凉衣袋空瘪而返回故里。两年之后，徐达章的病情终告不治。后来，他在《悲鸿自述》中说道：年十九，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妹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纵毁身其何济。可见，父亲去世之后家庭的贫困和徐悲鸿痛苦的程度。如果换成一般人，遇到如此窘迫情况，也只能是维持现状，艰难度日，以求温饱。然而，徐悲鸿的意志却并未因此而泯灭，他那鹏程万里的鸿鹄之志也并未因父亲的棺木被黄土掩埋而化为乌有。
1915年6月，徐悲鸿辞去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和宜兴女子学校三校的教职后，便收拾行装再赴上海。临别时，宜兴女子师范国文教员张祖芬手持送给他的《韩昌黎集》说道：“今君毅然去，他日所跻，正未可量也。”徐悲鸿听了张祖芬的话非常激动。张祖芬看着他脸上无比坚毅的表情接着说道：“你年轻聪敏，又刻苦努力，前途未可限量。我希望你记住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愿受鄙言，敬与君别。”人生得一知己足者矣！张祖芬最后的一句话让徐悲鸿牢记一生，简直成了他的座右铭。直到生命的晚年，他仍然带着温情的口吻说道：“张祖芬先生可称我的第一位知己啊！”
师生相承的艺术交往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徐悲鸿由于绘制仓颉像的成功而圆梦哈同花园——进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准备出国留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康有为、王国维、陈三立、蒋梅笙等知识渊博的国学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这无疑提升了他的人生起点。
徐悲鸿终于获得了赴法留学的官费名额，可求学的道路并不平坦。他的第一任妻子徐周氏病逝后，蒋碧薇与他私奔赴日本游学，继而开始了陪伴他八年的法国留学生涯。他用一个人的官费奋力支撑着两个人的生活。由于国内战乱不断，官费往往不继，他只能饿肚子坚持作画，致使他患上了携带一生的胃疾。最后，他和蒋碧薇完全断炊，他不得不两次东渡新加坡筹款，不然，就会流落巴黎街头……徐悲鸿终成大业，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报效祖国的奔腾：就像驾驶一艘开足马力的大船，乘风破浪，沿途载上众多愿与之同谋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艺术救国活动。
可以说，徐悲鸿真正的扬帆起航达到高峰，还应该从留法归来算起。1927年，徐悲鸿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并与田汉携手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兼美术系主任。他说：“我的教学为第一，书法为第二，绘画为第三。”可见，他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放到了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说，他把美术事业的发展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然后才是个人创作。
在这年招收的学生中，徐悲鸿发现了两位天才：一位是一年前经岳父介绍的王临乙，具有雕塑方面的才能；另一位是吕斯百，具有绘画方面的才能。徐悲鸿最慧眼识英才的故事也发生在南国艺术学院主持画科时，1928年10月的一天，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把二十四岁的蒋兆和领进徐悲鸿在上海霞飞坊99号的家门。徐悲鸿看了他的画后激动不已，似乎遇到了同宗同源的弟兄，上去一把抓住蒋兆和的手，拉起来就走。徐悲鸿把蒋兆和拉到他在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库，让他浏览自己从日本和法国带回来的世界美术精品，以及自己的创作。而且让他在画库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年。蒋兆和就像徐悲鸿当年住进康有为的辛家花园浏览他的图书和收藏一样，尽情饱览徐悲鸿的图书和作品。两个人还经常在一起谈论中国画改革和发展的路子，从而使蒋兆和坚定了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发展的信心——将中国画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跃入写实主义的行列中。1929年，蒋兆和的两张人体变形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展。同年，他的《黄包车夫的家庭》展出，在美术界引起轰动。齐白石在看了蒋兆和的《卖子图》后极为赞赏并为其作诗曰：
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
卖儿三尺画，压倒偕山人。
迄今为止，在我们民族的绘画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大师能像徐悲鸿那样在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中，百折不挠地发现、培养、团结了那么众多的艺术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艺术教育。这些艺术家有一百多人，如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吴作人、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宗白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盛成、常书鸿、滑田友、陈子奋、李桦、艾中信、董希文、罗工柳、尹瘦石、王式廓等。
用艺术表达家国情怀
《徐悲鸿时代》对上述这些艺术家群体做了细致探索与描绘，对人物的师生相承、艺术交往、矛盾纠葛、爱恨情仇等细节都娓娓道来，让读者从各方面了解这些艺术家。突出他们业精于勤、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精神，也突出了他们作为较早放眼看世界的人所具有的开放意识，以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祖国的热爱、忠诚。面对民族危急存亡，他们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即便是用艺术也要表达他们的家国情怀。从这些艺术家的身上，感受到的不仅是对艺术的渴求，更是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同时也会增长许多艺术情操。
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作为白面书生的徐悲鸿，毫不犹豫地挺起他那单薄的脊梁，将生死置之度外，奔赴新加坡进行筹赈展览，将获得的数百万计的资金用来支援抗战；为了保护南京古城墙，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与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蒋介石较劲；为了营救田汉，他居然卑躬屈膝忍辱负重，与自己不喜欢的持不同政见的张道藩、叶楚伦进行百般周旋。
“一·二八”事变，在日军的轰炸下，上海闸北变成了一片火海，尸骸遍野，满目疮痍。正在上海美专任教的蒋兆和参加了十九路军的宣传队，在弥漫的硝烟中，完成了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的肖像后，便继续为街头的穷苦百姓画速写。之后，创作出《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缝穷》《卖报童》等一批惊人之作。蒋兆和所绘的蔡将军和蒋将军的油画像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出版，创造了当时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对于正在进行抗战的军民，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历史和艺术的真实再现
在近现代绘画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情感深处遭遇过徐悲鸿那样的苦难，而且将自己的苦难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忧国忧民；更没有人像他那样“生性拙劣，爱艺术入骨髓”，川流不息，给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艺术珍品，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素质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徐悲鸿时代》不仅是首部全景再现徐悲鸿及其艺术家朋友圈命运变迁的史诗性作品，也是一幅描绘艺术家的群像画卷。本书虽然可以当作历史演义来看，但却严格按照历史资料来塑造人物，没有凭空臆测，具有历史和艺术的真实性。徐悲鸿是本书传主，将艺术家的故事串连起来，主线和支线穿插，支线和支线彼此呼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叙事结构。人物命运传奇生动，语言流畅浅显形象。有一些学问、有许多艺术，有一些趣味、有许多传奇，吸引人阅读，也能陶冶艺术情操。读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对艺术的渴求，更是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同时也会增长许多艺术知识，提高艺术素养，对近现代艺术的发展有一个清醒认识。
《徐悲鸿时代》是对徐悲鸿所生存的整个时代的梳理和描绘。本书不论是作为艺术家人物群体传记，还是作为艺术史的一个窗口，让人感到受益匪浅。徐悲鸿的卓尔不群，早已被世人所公认。徐悲鸿不仅属于他的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属于被他感动同时也对他无比崇敬和热爱的人。
（作者：冯苓植，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原内蒙古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