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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庆，杭州三潭印月。
这天，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同游到此，发现有个杭州市迎国庆群众美术作品展正在展出，就进去看看。
三个人同时被一幅山水画勾住了脚。
《宝石山全景》，诗、书、画、印俱佳，且同为一人，落款人名却很陌生。
潘天寿记下了这个名字：陆维钊。
这些年，这位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直忧心忡忡。中国画必须保留“诗、书、画、印”整体传统文化特色，但中国画系的很多学生画完后不会题跋落款，有的甚至不得不请人代笔题款，但学校已缺这样四全的师资。
这个叫陆维钊的人，就是他要找的“四全”。
回去四处打听，他才知道，陆维钊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副教授。
杭州大学执教时期的陆维钊
1957年，陆维钊搬到松木场的杭州大学宿舍，住在四幢，跟姜亮夫做邻居。居住条件改善，有了自己的房间，开窗便见宝石山景。1959年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他画下了这幅《宝石山全景》。
他从没想过，潘天寿会看中他，还让他看见了一幅不曾想见的远景，关乎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漫漫长路。
1942年，陆维钊受聘上海圣约翰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1945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到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1960年调离，他在高校中文系前后共工作了18年。
这位中文系教授却和美院校长想到了一起。
“中国的诗、书、画、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升华，所以学书画的人，一定要通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一点相当重要。现在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许多人不好好学文，而光片面追求学字、学画，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也是不会有什么成绩的。”他对书家的综合修养非常重视。
老师陆维钊
陆维钊一开始借调美院“兼职”，就是给中国画系学生开古典文学课，重点讲授诗词题跋，作画题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他编了一册《题画诗》，介绍唐宋以降历代名家的题画诗词150余首，作为中国画系“诗词题跋课”的讲义。他写《元代书画家简介》，对赵孟頫、黄公望、倪云林等人的评价，主要以引用画家同时代以及后代名家在作品上的题跋为主，以此提高学生的书画题跋能力。他还从杭州大学请来老友夏承焘，共同商讨制订教学计划。
《题画诗》讲义
《语文教学法备课笔记》
那年，美术学院和中医学院同时“争抢”这位中文系老师。
1959年6月，刚刚成立的浙江中医学院缺少懂医古文的老师，也去杭大请陆维钊讲医古文课。陆维钊等于两边跑，两边兼课。
2
1962年3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了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工作会议。潘天寿谈到了全国国画系基础课设置问题。
“现在学国画的学生，不会在自己画上题字，这简直是笑话……国画系不但要学书法、篆刻，应设为必修课。”
“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书法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才……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我建议在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
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应设书法、篆刻课，有条件的先开设，缺少师资等条件的，积极创造条件早开设；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去筹备。
杭州南山路和开元路转角处，如今是几家小餐厅。往餐厅后门向东走，约隔2米的过道，原来有一个两层楼房的小院子，门牌：韶华巷59号。
杭州韶华巷59号
为了教学方便，潘天寿将刚刚空置的这间房子给陆维钊一家住。
一天，体育课跳马，陆昭怀不小心摔了一跤，磕断了门牙，只好回家休息。推门，见一位老先生来访，父亲立刻叫他泡茶。
父亲让他叫“潘伯伯”，才知道是潘天寿院长来了。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很挤，南面临窗一张写字台，东边靠墙一排叠满书的书架，还有一张摆着时钟、收音机的长桌，长桌与写字台之间，还有一个小空间可放一张藤椅，潘伯伯正坐在这张临窗的藤椅上。
“你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呀?”
“今年十七岁，在杭四中读高三。”
“那你明年就要考大学啰！打算学什么呀？”
他一愣，父亲接话：“我主张孩子学医，能治病救人。我那大儿子，当时叫他学医，结果却报的师范读了外语，所以这次就要他一定考医学院。”
潘天寿点头：学医好，学医好。
昭怀退出房间，两人聊了两个多小时。送走潘天寿之后，父亲跟他说起了聊天内容。多年后，早已成为一名医生的昭怀，用了“誓约”二字来形容58年前的这次家访——两位先生立下誓约，一定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书法教育人才，“责无旁贷”。
晚年摄于韶华巷59号
陆先生处于那样一个时代，书法艺术被极端轻视，当吴茀之建议金鉴才报考书法专业时，他感觉很突然，“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认为单纯学书法专业，没什么前途。”
书法艺术如此萧条，潘天寿却请准文化部在浙江美院创建当时唯一的书法篆刻专业，并委托筹备者陆维钊为学科主任，使陆维钊一变而为职业书家和书法教育家。
院长表明此意后，陆先生说：“我不是第一流书法家，恐怕不妥。”潘天寿说：“也决不是第三流书法家，不要客气了。”
当天，陆维钊把这件事告诉了章祖安，并说潘先生认为他是第二流书法家，对他评价恰当，他答应了。
章祖安清楚地记得，陆先生对潘老没有把他列入三流感到高兴。
“我当时20几岁，鉴赏力低下，当时又似乎没有书坛，后来渐为人知的潘伯鹰、邓散木、马公愚、白蕉等，浙江几乎无人提及，要提就是赵之谦、吴昌硕、沈寐叟（注：沈曾植）或古人王羲之。我只是凭我所知当时情况猜想，上海的沈尹默，浙江的马一浮、张宗祥、邵裴子，当是第一流。”章祖安这样写。
父亲后来对昭怀说，他还是最想去中医学院当老师，他喜欢中医。有很多中医生对中医古文不精通，特别是对《本草纲目》的理解有误，这会贻误病人的。他很着急，必须大力提高中医药专业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纠正古籍医典译注中存在的诸多错误。
他和好友、中医学院的朱古亭医师约定，以后合作重新注释《本草纲目》，为中医古籍加句读，并对部分错误注释进行修正。
陆维钊给家人治病所开处方
而书画，他视为文人修养，遣兴而已，不愿以书画为生，更未想以字画立家。但此时，潘院长的这次来访，他知道，书法教育不是兴趣不兴趣的问题。
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季开始。那年暑假特别热，学校为了开会选择了最阴凉的后来作为医务室的那一幢小楼的底楼，除了刘江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他们每次都准时到会，边挥扇边讨论，问题很细，比如书史、书论、印史、印论是作为四门课，还是并为两门课好？书法作业写多少为好？朱家济先生说：“作业不要要求太多，时间也不宜太长，能坚持每天写两张，写时认真用心。临帖时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字临不好？”
九十月，陆维钊带着刘江到上海各古旧书店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在上海待了大约20天，每天都去。先挑门市部书架上的，然后到书库。狭窄、阴暗、灰尘，爬上、蹬下，一本一本选，陆先生主要挑选碑帖等，吩咐刘江挑选印谱，然后再给他过目定下来。半天下来，满身都是尘埃、汗渍，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简单吃点点心、喝口水，下午又继续挑选。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旧书店去。
刘江也感到有点吃力了，劝陆先生休息两天，他不肯。有时在很高的书架上的大部头书、丛帖等，陆先生就叫刘江爬上去取下递给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选，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传递的方法再放回原处。
1963年暑假，因为是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先从美院附中毕业班中遴选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直接进入美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科学习，他们就是金鉴才和李文采。
陆维钊与学生朱关田、金鉴才、李文采合影
金鉴才对书法没兴趣，一心想考花鸟画专业，就去找陆维钊。
陆老师是这样动员他的——
“潘先生决定办书法专业，叫我负责，这个担子很重。书法在过去只是文人们业余搞搞的，它同文学的关系比美术更密切，应该说办在中文系就更合适一些，现在由美院来办，而且要办成一个专业，从古到今没有先例，究竟应该怎么教、怎么学，我心里还不是很有把握。你如果缺少兴趣，就不必勉强。我今天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潘先生下决心办这个专业，我接受这副担子，都不是因为兴趣。这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对我们这些老先生来讲，叫做责无旁贷。”
“责无旁贷”，又是这四个字。58年过去了，金鉴才回想这段话，“为人，这是老先生真正的精神所在。”
就这样，1963年9月，书法篆刻科正式成立，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新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书法本科专业正式诞生。
两名学生，一人占了两张大桌子，一间比其他班级宽敞得多的教室。更重要的，这是一支今天不敢想象的教师天团，金鉴才用了“无与伦比”形容——
潘天寿——草书
陆维钊——专业主持人（科主任）。古典文学、写作、隶书、书法理论
诸乐三——篆书、篆刻（汉印）
朱家济——古代汉语、写作、楷书、行书、书法理论
沙孟海——篆刻（古玺）、印学史论（篆刻史）、古文字学
方介堪——篆刻（汉玉印）
顾坤伯、陆俨少、童中焘——山水画副课
陆抑非——花鸟画副课
方增先、王庆明——人物画副课
刘江——篆刻助教
章祖安——写作助教
因为学生太少，不能达到“试办”的预期目的，于是1964年秋，又公开招生，来报名的有十多个，最终录取了三名学生：朱关田、蒋北耿、杨永龙。
3
严，陆先生真严。
从杭州大学调到浙江美院以后，他对美院学生上文化课经常迟到很不习惯。前一节是绘画课，绘画速度不一，下课了，有的同学还没有画完，但他认为，这不能成为下一节文化课迟到的理由。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他有一块怀表。上课铃响前五分钟，他等在教室门口，铃声一响，怀表放在讲台上，把门锁上，任何人不得再进来。迟到的人只能站在门口。
此后，几乎没有人迟到了。
陆老师的严，是平湖口音，绵里藏针。
画家史易堂第一次去韶华巷见陆维钊，带着教他工笔的陈从周的引荐信。陆先生略问了一些老师的情况，转口即说：“进了美院要重头学起，别以为潘院长选中你，讲起来还是大千的徒孙，唐云、江寒汀的学生，不要显本事，要刻苦学习，从一张白纸开始，成不成材看你自己。你老师托我，不是护你，而是要鞭策你。去吧，课堂上再见。”
这句课堂上见，意味深长。
陆维钊是当堂批改书法作业的，即送即批，他拿着红笔在大家的功课上即时圈点，往往一百个字也得不了三个圈，大部分是红色叉叉。下了课，同学们总是学陆老师的口头禅：“这个不对，那个不好。”
一次，上文学课批作文，他拿出一篇文章说：“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这是什么文章？”
还没读完，史易堂已汗流浃背。“哪来那么多的‘不但’‘而且’‘因为’‘所以’，累赘不堪之作。”文卷发回来：59分。再看小伙伴俞建华那篇，58分，当堂暴风哭泣。
下了课，陆老师把两人叫了出去。
“我对你们严是好事，用不到难过，只要努力，将来在我这里得了85分，出去可以放心了，不要让我失望。”
两年后，两人都得了86分，陆老师非常高兴：“可教也！加你一分，你不容易，我也不容易啊！”
《画家述评》
刚开课，金鉴才也挨了陆维钊的批评。
他当时用的一方大约十公分左右的小砚台，是附中时画工笔用的，蓄墨很少，磨墨也极不便。陆先生见了很不满意地说：你这样子怎么学书法?
第二天下午，陆先生发现他桌子上摆的还是那方小砚台，很生气：“我知道你不想学书法，难道我强迫你了？你为什么故意作对？你不想学现在就可以走，用不着跟我来这一套！”
金鉴才追到门外向他解释：我手头实在没有钱，等发了助学金，马上去买砚台。
陆先生沉默良久，轻声对他说：你跟我来。
金鉴才跟着先生走到韶华巷的家里，老师翻了半天才从一堆旧书下找出一个大砚台，大约有十来斤重，再用网袋装好，放到他手里。
“今天我的态度很不好，而且是错怪你的，我向你道歉。我没料到你经济这么困难。你暂时不必买砚台了，先把这背回去用。”
先生的这方大砚，金鉴才在课桌上足足用了两年，直到1965年夏一位毕业离校的同学送了他一方砚台，才把它还给陆先生。在这期间，陆先生又曾经计划让他刻国画系的诗文讲义，帮他补贴学习费用，后来怕影响他的学业，又取消了。
58年过去了，金鉴才对陆昭怀说起这方砚台，再度落泪。
4
招收首届本科生后，办了两期，因“文革”中断教学，“无形停顿”。
潘天寿去世7年后，1978年，补开追悼会时，陆维钊手书挽联，最后一句：痛此日春回喁望，栽培后学失班头。
班头不在了，当年在韶华巷的誓约，要失约了。昭怀说，父亲“万念俱灰”。
而此时，美院又请陆先生回校，筹备首届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当时，他已80岁。他说，要完成潘校长未竟的事业。
1979年，浙江美院招收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书法研究生五名。
陆昭怀从湖南调回杭州工作，就是为了照顾手术后身体虚弱的父亲。但夜里，灯总是两点还没有熄。他劝父亲早点睡。父亲说：现在时间不够用呀，马上要招研究生了，《教学纲要》一定要赶出来。
1979年暑假，陆维钊为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总共60条。在此次《中国书法》附录部分刊登了这些手稿。我们看到，58条，中外交流问题，59，创新问题。连书法的商品化问题也纳入其中。
1979年陆维钊为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
这是一份反映陆先生书法教育思想体系的颇为全面的资料。他交给了章祖安。章祖安问：是否印发给学生？
先生说：不必，尚不成熟，不能作为书面材料印发。
他又说，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在招收本科生时已与学生讲了。他命祖安保存，以后他再作修改。
只是，老师因病再也没有办法修改。
与60条同时交给章祖安的，还有一份手订——他为中国第一届书法硕士研究生手订课表。
1979年陆维钊手订研究生课程表手稿
《教学大纲》粗分九块——“粗“字是老师自己说的，包括课程表在内，全都手写在同样的“模板”上——“湖南益阳橡胶机械厂门诊病情记录”的有光纸。
那时，陆昭怀在湖南益阳橡胶机械厂当厂医，他回杭随身带着纸，有时候就放在家里。
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认为，陆维钊提出的这著名的60个问题，实际上是国美书法专业“诗书画印”兼通以及外延入各个学科的蓝图，外延之途径为文化史、考古学、文学、史学和哲学。尤其是他以上古文字直通隶、篆书道，对高等书法教育至为关键。由于陆先生的远见卓识，中国美院之书法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即开创出一种培养“通人”的模式，通达于古文字、金石文献、经史之学，旁及文学辞章之道。
1979年9月，五位研究生进校，陆先生已卧病住院，不能再上课了。1980年元旦后，他请大家来病房。
“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少了这个就立不住。古今没有无学问的大书家，我们浙江就有这个传统，从徐青藤、赵撝叔到近代诸家，他们的艺术造诣都是扎根在学问的基础之上的。一般人只知道沙孟海先生字写得好，哪里知道他学问深醇才有这样的成就。‘字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
又说：“书法先平整通达，以后再求变化创造。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就不能静心做学问。我一生工作只做了一半，现在无能为力了，希望你们努力。”
王冬龄记得，陆先生含着泪讲，我们含着泪听。
一星期后，老师去世。
这是老师的最后一课，也是五位研究生的第一课。
5
书法，不只是写字。
潘天寿、陆维钊这一代学人，在现代书法教育的体系中重新建立起了 “通人之学”，道艺会通，学养相成，书法与学问无法分割。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通？
陆昭怀毕业于杭大附中，一天，他的同学拿来一张处方，塑封好，送给他。他一看，原来是父亲写的。
父亲是遗腹子。长大后，他深感乡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而祖父平时喜爱研读医书，留下很多医书。父亲就自学中医学基础理论，读了大量中医古籍。
小时候，四个孩子生病，父亲开方抓药，全包了。平时，他还要给邻居和好友号脉，开方子，但大多属于补养、调理性质。他常与张宗祥、诸乐三等交流讨论医方。潘天寿、吴茀之、王焕镳、姜亮夫、周昌谷等都请他开过医方。
每次给人看病，他会详细记录病症、药方，以及服药后的情况等，还在医方的眉页详加批注。后来，家人找到了父亲手书的《医方录》两册，有的注明“与阆丈（张宗祥）商后拟方”“与乐三（诸乐三）商量”等，足见陆维钊对给人看病的谨慎。里面还记载了部分医院医生开的处方，以及民间流传的验方、偏方，并注明症状、疗效，以便日后学习研究。
《医方录》
有一次，陆昭怀发现父亲有三本西医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他觉得奇怪，这都是自己西医学的书，父亲看西医做什么？
陆昭怀在读《中国书法》时，发现了一点线索。
父亲写，握笔时，指关节灵不灵活，这是解剖学上的意义。手臂与肩膀的运转，受大脑和精神的指挥，是生理学。
“执勿过高，过高则重心不稳；勿过紧，过紧则转动不灵；中楷以上，必须悬腕，不悬腕则着纸移动必不便。凡此三者而已。”
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写不好作品的。
“吾人在此社会纷浊应付艰困之余，濡毫吮墨，临摹一二，此时之手脑，只在点画方寸之间。紧张之心绪，为之松弛，疲劳之精神，借以调节。”
“每日有一小时之练习，即有一小时之恬静。反之，吾人今日之生活，若再只有紧张而无恬静，只有劳动而无宁息，势必有害健康。”
“西人以休息与工作并重，谓休息后之工作，效率可以突进。此则信笔挥来，即不必求其成为名家，成为美术品，而为调节疲劳宁息精神计，又其功用之一也。”
这则涉及到心理学。
昭怀很惊讶，“这些知识我都学了，但要灵活地运用解释人的某项具体活动过程，我还不一定做得到，父亲却在教学中用上了。”
《中国书法》手稿
《中国书法》手稿
《中国书法》中，他写道 ：“书家之传于后者，类多人格高尚，学问深湛，文辞华美；非此者，其修养之不足，必不易于寿世。”
陆维钊强调“书如其人”。
刘江回忆，陆先生在给书法班同学的讲话中提出：“作一个未来的书法工作者，必须有高尚的品德，分析问题的科学头脑，处理事务的能力，和分辩美丑的眼睛。”
有一次，在办公室，他与陆先生议论绘画科学生不重视书法，字迹潦草不工整问题，也谈到社会上某某人书，刘江说，是否格调不高，请教于先生，先生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求其风神者，当须先求人品。”
相似的话，当医生的儿子也经常听到。
他对昭怀说：“医生治病救人，一辈子做好事。”“记住，要学好医，必须先立人，这是第一位的。”
年轻时，昭怀并不能完全体会何为立人。
那年，他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乘夜班火车回杭。车厢人多气闷，窗全都开着，他正对风口，吹了一夜寒风。到家鼻塞头痛，浑身发冷。父亲赶紧煮葱白姜汤，他喝了便睡。
迷迷糊糊中，忽听父亲叫他趁热喝药，原来，他发烧已超过40度。父亲开了中药方，让姐姐配来后煎了给他喝。
他忘记了时间，只觉得额头湿漉漉，睁眼，灯罩上遮着报纸，父亲在给他湿敷降温。昏昏沉沉，又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有人在摸他的手腕，睁开眼，父亲正弯着腰在给他诊脉。时钟刚好敲了三下，已是凌晨。父亲一夜未睡，守在床边观察和护理。
回想这件事，作为一名医科学生，他忽然意识到，这是身传。医生对病人，当如此“立人”。
1959年全家摄于杭大宿舍
6
陆维钊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以下简称南高师），当年的南高师，群星璀璨。他的老师——史地部主任柳诒徵，著名历史学家，诗词、书法也“俱足名家”，教授王伯沆（名瀣，1871—1944），与柳诒徵并称“南雍双柱”（注：南京大学校史上承古开今的两位国学大师）；还有教授吴瞿安（名梅，1884-1939），著名戏曲理论家。
顺便提一下，他的同学里，都有谁呢：陈训慈、向达、王焕镳、胡士莹等，后来都成为我国文史领域的大家。
秀州书院求学时期
南京高等师范求学时期
章祖安在《中国书法》序言中，回忆了老师的老师是怎样上课的：
王伯沆先生上课，满口珠玑，课堂人满为患，窗外也趴满了人。王先生周日还在家中讲学，焕镳师等至王府听讲，兴致好时，停不下来，大声言道：“留饭！”听者齐欢洽，下午散时，感觉浑身上下毛孔都通涮干净。某日，有一西装革履者持己所为诗词趋府就教，王先生讲课兴头被扰，遂高声道：“先念一句听。”全场肃然。来人便朗声念一句——“停！”王先生复加命令：“不要念了！”屋内气氛霎时紧张，紧接一句：“下面不会好了。”全场哄堂大笑，其人悻悻然离去。
想来，陆维钊先生后来的“绵里藏针”也是有“遗传”的。
章祖安说，南高诸师中，陆先生最亲近吴梅，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得意门生。
瞿安先生有魏晋风度，时或雇一大船，叫上一批学生，度曲唱和，吹吹打打，陆先生吹笛为昆曲伴奏，师生们其乐融融，“不知东方之既白”。《陆维钊诗词选》中载有散曲，是瞿安所授的结果，这在擅长诗词的学者中是极少见的。钱基博曾评王静安与吴瞿安：王国维固有《宋元戏曲史》，但吴梅已深通到声律，如论及曲学大师，非吴梅莫属。这其实是学界公认的。
王伯沆讲学有魏晋风度，是静态的；吴瞿安带领学生弦歌悠游于舟上，是动态的魏晋风度，这些都可在《世说新语》中找到类似的例子。
《庄徽室词稿》（南京高等师范时期）
《清词钞小传》
毕业后，陆维钊去清华给王国维当助教。1951年，他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时写的自传，其中注明：“1925年6月，南京高师毕业（代理校长蒋维乔），清华大学任为国学研究院王静安先生助教（介绍吴宓），9月以祖病中途召回，由赵万里代。”
新中国成立以前，陆维钊在中文系主要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擅长先秦和汉魏六朝文学，也兼教文字学和戏曲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古典文学的比重大量压缩，现代文学的课时则大大增加。
众所周知，杭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的师资力量相当强，如夏承焘、姜亮夫、王焕镳、胡士莹、钱南扬等，而现代文学、语言教学法之类的课程，就很缺人手。
陆昭怀记得，父亲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猪头肉，三勿精。”家乡土话，样样都会，但样样都不精。在他看来，论诗词研究，自己不如词学专家夏承焘先生，论楚辞研究，又不如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而王焕镳先生于先秦诸子，胡士莹先生于明清小说史，钱南扬先生于古典戏曲史，专长突出。反观自己，特点都不明显。
上世纪30年代，陆维钊就编写过中国国文教材。因此，系里如果有什么课缺人，他都能顶上，先后上过《历代文选》《现代作家作品选》《读书指导》《写作实习》《文字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
《中国文学史》讲义
《读书指导参考材料》
陆维钊以“猪头肉”自比，但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位老师的自我修养。
篆隶楷草行，书法五体书皆精；他喜欢绘画，山水、花卉都画；他研究戏曲，喜弹琵琶、三弦，也吹箫；他攻读中医理论，为人诊脉、开方。
“通也者，通其理，明其性，习其情，而备掌其法度，守常应变，各适其宜也。”他论医道之“通”，也是通人之学。
小时候，昭徽和昭怀经常看到，父亲与胡士莹、夏承焘、王焕镳、任铭善等杭大中文系的同事在一起展示书作，研究笔法，探讨章法疏密。按今人的目光，这些都是书家，但在他们看来，书法只是业余遣兴，谁也不以书家自居，更不想以书法扬名。
陆维钊始终以诗人自许。
1918年仲秋月夜，19岁的他和同学登临宝石山顶，俯瞰西湖夜景，意气风发，吟诗：
云淡星稀玉笛清，一山歌唱动秋声。
总缘怕负团圞节，特向西湖拜月明。
暮烟开处月华明，独唤轻车驻水滨。
曾记狂吟登绝顶，万山青拥一诗人。
在病榻上，他却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当时年少，月夜登临秋皓皓。意气纵横，万山青拥一诗人。
而今老病，重到西湖秋有影。依旧诗人，江水东流不忍听。
人生的最后，依旧诗人。
小行书 过广化寺伯尹旧居感赋35cm×37cm 1978年
【参考书目】
《中国书法》陆维钊
《书如其人——回忆父亲陆维钊》 陆昭徽 陆昭怀
《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纪念潘天寿、陆维钊等先生》 刘江
《王冬龄谈名作名家》王冬龄
《陆维钊书法论》章祖安
《唯以“心画”成诗画》高世名
图文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 记者：马黎
编辑| 张婷婷
制作|冯雅颖
校对|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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