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聪走了,走远了。不该走的,却偏偏走了,还走得那么急。前些年,一曲“好人一生平安”唱得满世界都晕乎乎的,然而,好人常常并不平安的。

我认识思聪还是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文革不久我就被放逐了,待到拖着尾巴回来已是79年的秋天,美术界的事全然陌生了,周思聪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看那画,画得很捧,听说还是位女画家,就更多了一分注意。那时人的观念还很旧,画画的最钦佩的就是画得好的,而如今这画得好已是太不重要的事了。全班上北京看展览,有人提出去看看周思聪,我二活没说跟着就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七拐八弯地进了一个小院,思聪的画室就在这里。—间不太亮堂的小屋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心仪的画家,那是个有点身量的年轻女子。略显方形的脸庞挺端正,发型和衣着都很人众化,从上到下看不出有什么“艺术家”的迹象。杜滋龄把我们一行人介绍给她,记不得最初的交谈是什幺了,思聪的说活声音很低,从从容容的,语气平和得近乎温柔。桌上放着在进行中的画作,一个有些变形的人物,那时变形的人物形象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没有习惯,更何况一个画写实人物画的高手。突然改弦易辙就更使人困惑了。“你怎么也搞变形了呢?”生就急性、少涵养、到哪里都很冲的我这就发问了。“嗨,不变不得活了”她似乎并不用思量就说,声音依旧是那样轻轻的。“你是打头的,你变了叫我们怎么办?”我不无调侃地开玩笑地说,思聪浅浅地笑着,并不应对这无需要作答的问话。接下去就和我们淡起了去日本见到赤松俊子夫妇后的感触。谈话到了一个间隙,我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来给我画张像吧。”“那怎么行呢。”思聪的问话听得出并不坚定,却对我的唐突表示了友好的容忍。“随便画就行。”我说着端起一把椅子对着她的画桌坐下,那架势简直不容商量。

刘国辉、周思聪和石虎在第一届深圳美术节


思聪的毛笔掐得很低,腕几乎靠到桌面上,但运笔时肘、腕、臂都在运动。她没有坐下,只是将上身弯了一下,嘴里说“你不好画。”没几分钟却画好了,像上的我是白描勾勒的,线条肯定而有力,果然是好手笔。拾几年后我在一部描写李可染先生绘画艺术的电视片里,看见李老在作画时的情景,才发现那握笔的方法,那线条的形态和运动方式,思聪受他恩师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十几分钟后四个人的像都画完了,于是皆大欢喜地告别了,思聪送我们到画室的门口。我们的欲望也仅是见见那个被我们读熟了画作的人。以及象—个初学者所怀有的那种探密的心情看看她是怎样工作的,这当然都达到了。然而,使我奇怪的是,我们之间似平早就熟悉,陌生的拜访就如老友的串门,那样自然、随意。

八二年夏,黄胄先生约我去藻鉴堂画画,恰逢中国画研究院的院庆,一时间,藻鉴堂来了许多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大厅里放着一长溜用桌子拼成的大画案,铺着毡子,上面放着丈二匹的宣纸,黄胄坐在画案中段,张罗着请到场的画家合作那张大画,亚明—边调侃一边帮着忙,南北二位著名画家的配合很密切,显得很潇洒,倒是那几位老画家都有几分矜持,个个变得像需要大人带路的孩子了。蒋兆和先生、李可染先生,还有我当时还不认识的好些老先生(老太太),也有年轻的象刘文西、韩美林什么的,我又见到了思聪,她在—旁静静地站着,大厅里闹轰轰的很拥挤,我抽个空就回到了自己房里,不意,刘文西、韩美林也跟着进来了,一会思聪也来了,后来又进来了史国良。大概在大厅里,在那些老前辈面前总不免有些拘谨,这会到了房间里都把话闸子打开了,大声喧哗起来。韩美林很健谈,也很风趣,说着说着就说起我来,说这面相怎么能是坏人呢?指的是我文革受冤的事,其实我知道他的经历很坎坷,却在这儿为我打抱不平呢。我被说得不自在起来,就打岔地说还是来画几笔吧,一切都现成的。韩美林先动笔,一挥而就,画了一匹马,刘文西画的是侧面的包头巾的陕北小女孩。

轮到周思聪了,她从笔帘里捡了一支羊毫,不紧不慢地在砚里舔着墨,然而是徐徐地下笔画起来:先画一个人,是藏民,再在稍后处画了一只牦牛,背上驼着筐子,边勾边擦,然后,用饱含色墨的笔画山峦,云天,编织成空蒙迷远的氛围。整个画很有意境,丝毫没有技巧的卖弄,朴实而通晓,而深意却在其中。当她确信画面的全部工作已经完成,于是用毛笔再醮了一点浓墨,在画的左边上写了春迟二字,下面是国辉同志存玩思聪。迟到的春天,但它必竟来到了我的身边,这是一幅没有印章的画作,然而,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比朋友的理解和祝福更使我欣慰的呢?

不几天叶浅予先生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研究院的画家倾巢而出,开幕式上在京的许多老前辈又相聚了,李可染、蔡若虹、董寿平、黄胄……叶浅予先生不停地和人打招呼,老先生们聚在一堆,比划着,谈笑着,思聪也去了。一会儿有人提议老先生们一起合个影,大家都很高兴,团团地就围扰来,挨个儿排开。这时可染先生指着在一边看的周思聪说“来来”,另—老先生则拉着思聪的手要她过去。可是,思聪忙不迭地往后退,离得远远的,好似生怕被抓住,嘴里不停说:“不行,不行……”思聪终究没有将自己的身影留在这汇集着当代巨匠的合影中,但是这一刻却永远存在我心里了,人啊人,就是那么不同。

刘国辉、刘国辉夫人、周思聪和吴冠中在第一届深圳美术节

与思聪相处最长的是在九二年的夏天了,一个晚上北京来了个长途,是邬国印约我去“京丰”的,这次他又多了条理由,说卢沉,周思聪都在这儿,他们希望我去,这样,我带着妻子女儿,就上了北京。

周思聪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为了维持一种勉强能过的现状,就得依靠服用一种含激素的药,然而,这代价是沉重的。那一阵,思聪精神倒还好,可能是有了一个可以让她安心作画的环境吧,这段时间,我们—家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机会就很多了,一起去看展览,一起去檀柘寺游玩,一起在晚间散步……孩子也深深爱上了思聪阿姨。思聪在檀柘寺给她买了二串檀香佛珠,结果,不小心手上的那串掉了,可让她着实难过了好几天。

我和卢沉有时会谈得很热烈,思聪常常是在一边听着,少量地插几句,有时她也会成为主讲,她曾用十分精采的语言来描述她家的老猫新狗的许多趣闻轶事,让人忍俊不禁。当然,她也会谈到使她不快的事,其实,思聪是个是非分明,正义感极强的人,只是对于她自己的名利看得淡罢了。

白天,—般大家都忙着作画,但有时也会抽空相互串个门。一次我去思聪的画室,一进门我就咋乎着:“又在画什么大作呀。”思聪从自己椅子上站起来笑着说:“画点银两”。我一听乐了,这“画点银两”挺好听也特有意思,还很传统呢,我肚里想这北京人的语言真逗。思聪在画的是一些斗方的小品,竖着的大画板上钉的大画已接近完工,是几个彝族的妇女背着柴火在一片大树中走出的场面。我逗着说“放不下的背篓”,“嗨,放不下了”思聪自嘲地咕哝着。墙上别着刚画好的荷花,她又拿了几幅荷花给我看,说是新加坡去办画展的,这年暑期大概是思聪近些年来作画最多的时候了,对于思聪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刘国辉、周思聪和卢沉在京丰宾馆

我妻也特别喜欢和思聪说些什幺,一次我刚前脚踏进,我妻子带着女儿紧按就跟了进来,卢沉在自己的画室里,这样,思聪的主要接待对象显然轮不到我了,她俩拉杂聊了一阵,我妻子竟不失时机地要让恩聪给我女儿写生起来,思聪却对着一边的我说:“你给我和卢沉画一张,我也给你们夫妻画一张怎样?”这下可把我闷住了,我忙说“这怎么行,给其他人还可以,给你俩画可没那么大能耐,不行。”其实,思聪再坚持一下,我就会同意的,几乎我就在等她再说一遍了,但是,思聪是不会客套的人,更不会强人所难,看我如此快的回绝,她就不好意思再说了。思聪给我女儿画了二张像,第一张写生画完后,她看看似乎不太满意,又拉了张纸来,就着毛笔又默了一张,第二张比第一张生动,更有精神,更放得开,于是思聪题上“真真小朋友”“思聪”,女儿就有了二幅思聪为她画的像。二个星期后,我完成了“清韵图”因为杭州有事,就告别了。她夫妇俩还在那儿呆了一阵。

这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其间通过二次长途,最后一次是为了谢谢她托人给带来的新画集,问及她的病情,电话里传来比过去明显明亮、开朗的声音说:“我想通了,什么医师也治过了,什么药也用过了,花了那么多时间,都治不好,我干脆不治了,我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倒心里没了负担解脱了”。“是的”我说“世上许多事着急也没用,横下心照自己过下去,也许倒能挺过去了……”我为她的心情开朗起来高兴,希望精神能促发奇迹。然而,这究竟会有多大可能呢——

思聪还是走了,背着她放不下的背篓,从迷茫的山道上走远了。

思聪又好象并没有走,那不是么,烟雨飘拂的荷塘里,那洁白的荷在浅浅地笑呢!

1996·清明后

——《周思聪纪念文集》,曾载《人民日报》1996.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