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是一个界定于宋代的文化美学概念，意在统括提挈两宋历史的本质，并区别于古代其他时代如唐代。
“韵”是中国艺术与美学最虚灵的关键词之一，对它做出准确的界定并非易事，往往被学界视为畏途。通常，“宋韵”概念之解释路径主要有历史描述和理学寻迹，也有作美学界定的，目前看来都不尽如人意。我们尝试综合历史、哲学和艺术三条路径，重点揭示“宋韵”的一些区别于其他文化时代的突出特征与品格，基本点落在美学上。
“韵”是与音乐、书法、绘画、器物和园林建筑等几乎所有古代艺术门类或准门类相关的，用于表述更侧重于内涵之形式表现的审美判断概念。“韵”在六朝时期甚至深刻地由音乐延伸于品评人物的容姿、品调等。具有很强的人格化内涵，是它的突出特征。“韵”的核心是节奏及其变化，由听觉而延伸于视觉，它源于自然而由自然延展开去，是人化而非人为之造作，从而获得经典的品格。在这个意义上说，“韵”是雅化了的自然(气)。
因此，“韵”是一个关于艺术和人格的美学标准，它是虚的，在它前面加上一个实的“宋”作历史界域，于是虚实结合，“韵”概念就被宋代风格化了，不再是孤立的艺术审美经验与评鉴，而“宋韵”则获得了宏观的、历史的品格。笔者认为，“宋韵”是一个关于宋代文化的美学理想，它切近生活，比历史虚柔，比理学深至，展现为一个活色生香的文化主体，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鲜明的文明创新、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之标志，开启了所谓的“近世”历史。说它实现了魏晋美学突破以后再一次以某一具体历史时代为界的美学突破，可能不会过分。宋韵美学之产生，基于如下历史、经济、文化与艺术条件。
强烈的近世感。“近世”概念来自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描述中国古代唐宋社会差异的经典分析。他说：“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哀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衰落的结果，就是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起来，高官显爵无法再依靠家族特权来获得，完全是基于天子的权力才得以任命了。”在宋代，不仅君主直接面对百姓，官僚的选拔也因科举制大行而具有机会均等的特点。宋代的君主和官员相比以前的贵族体系更靠近最底层的民众，因此，整个国家组织与社会结构体现出更多的公平性，并推动和引领人民追求好生活以及伴生的各种文化创造力。开明君主、重商经济、货币流通、市民生活、超大城市等，无不昭示中国社会向“近世”的伟大转型。
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可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极度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去历史化叙事。我们在观赏某些宋代艺术时偶尔会反思到，那些艺术品之生产与展示，是单独而纯粹的，不需要将它们置入无论哪种历史叙述之中，就像是佛教和道教所教会我们的，对之仅仅展开禅观或洞见，即直观。例如，面对官窑瓷器钦定之最经典的天青色，它与天的本色无限接近，却是非欲望、非情感甚至非伦理的，具有自然主义的权威感。在此，一种连续的艺术史作为诠释语境似乎显得多余，不必联想到唐代，更不必攀缘到早期的周易和汉魏思潮。我们可以设想，作为历史或时代内容的抒情和叙事开始受到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刻意忽略，一个新的符号系统被建立起来。这一点，即便是宋儒的“格物致知”也不免如此。
格物致知与反抒情。格物致知有两面，一面是对事物或人执类似文本细读式的认知态度，以摹写自然及事物，它要求贴近对象细看，并呈现其真，是理性的。格物的深化是“工夫”，格物偏于联系对象更多，工夫就返回到自身了，似乎要走向某种本体性的东西，这应该符合理学的洞见路径。更有意思的是格物的另一面，基于理学立场，理所当然地是反抒情，而且它们如硬币之两面本然地结合在一起，“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我们不妨尝试把官窑瓷器的天青色，视为与反抒情同一个公共语境的产物。它是一种让人沉静下来的釉上纯色，近乎透明，与玉为一个品类，规避了青铜器深隐的神秘感，其中渗透了由禅的直观和道的洞见作为基底的理学之“理”境。
世俗生活的风格化。市民阶层的崛起，世界级大都市的出现，导致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它的价值核心是经济上的等价交换系统。于是，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一切其他价值都得到了重新评估。在此一社会环境中，建筑、家具、瓷器等成为城市生活的显著标志，杂剧、说书、茶艺、花市和香道等体现了各种群体活动的组织功能，带动着传统的琴棋书画，以价值公平的民众交流为指向，审美趣味批量生产、蔚然风靡，获得了艺术上风格化的新形态，繁荣的世俗生活恰恰以此一风格化之美学品格相标榜。
极简主义盛行。宋代器物在两宋之际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历史上主要由青铜器所承载的包括礼制到生活的盛器功能，位移到了瓷器之上。青铜器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凝重的神秘气息，被消解了。瓷器变而以简洁的形态和单色调为主。一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审美风尚，在瓷器这样的实用器物上开风气之先，或许出乎人们意料。艺术上的极简主义在宋瓷业已完成，对此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极简主义也体现于宋代的家具设计和制作，并向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门类渗透。因此，说极简主义在宋代蔚为时尚是不过分的。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极简主义何以成型？有专家注意到理学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格物致知”。不过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可能是，极简不允许情感泛滥，而理学恰恰压制情感，似乎在方向上与极简走到了一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禅趣真正大盛行也是在宋代，或许禅宗和理学在直观上形成了合流，助推了极简主义。
雅俗兼资并举。宫廷趣味、士大夫趣味和平民趣味在城市生活的平台上获得差异化的共存并济，换言之，一般市民在城市世俗生活中受到宫廷和士大夫艺术趣味的熏染，大胆、大量地洗汰、解体基于农业社会的美学趣味。如瓦子里的说书，其实是一种复杂的智力和艺术品鉴游戏，大大提升了普通百姓的知识与鉴赏水平。诸如此类的审美游戏深刻地介入到宋代社会肌理之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组织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相应于市民趣味的提升，宫廷和士大夫趣味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相反，两者的高标一直范导着下层人民的趣味，从而形成雅俗互相之间的渗透。
(作者：张节末，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