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燕靖

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其历史学研究，大多习惯于考据、考证，主张对史料梳理的钩玄索隐，以获得对史料及“历史”的认知，这容易丢失对历史逻辑的研判。近代以来，西学传入形成的史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可以通过对以往历史认识的颠覆性阐释而获得新知、新论。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极为重要，是确认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范式的有力依据，也是转换史学认知视角的关键。因此，探究艺术史学理论、方法论及其应用，是艺术史学研究不断开拓新思路的重要举措，也是探讨艺术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对照中外艺术史研究可知，关注研究方法论始终是一个严谨的话题。有较为广阔的史学知识体系作支撑，研究方法论的建构思路就比较合理，方法应用也会有后劲。进言之，认识我国传统艺术史学方法论的存在，需要与经学联系起来探讨，用以说明我国古代艺术史学思想的渊源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兼有常变的通史精神，甚至可以说超越了古希腊史学局限于某种史学认识的局面。这成为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为由此所构成的更为宏大的史学观提供了前提并奠定了基础，是为中国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传统的真实体现。当然，还有必要借助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来探索史学中的“历史理性”问题。

20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研究虽说难以离开西学因素的影响，但近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构建，以及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历史与现实，始终贯穿于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西律中，反古制、求革新，重目的方法之比较；第二阶段则借西释中，鉴他者、塑自我，重概念史观之比较；第三阶段求异志同，辨同异、明一多，重思维类型之比较。这三个阶段依次展开，不仅对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步步深入起到推进作用，而且不断加深我们对中西史学本质特征的领悟。当然，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究，也离不开对这些阶段的认识，这是我们认识西方史学传入，特别是艺术史学转借传入最为重要的视野。

目前关于艺术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主要参证西方史学或艺术史学方法论来进行。海外有关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范式，则提供了一条认识艺术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路径。

海外关于中国美术史研究问题的探讨，基本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其主要原因是欧美国家对中国书画及文物的收藏日益兴盛。同时，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逐步进入西方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领域，这些研究借鉴西方艺术史的成果和方法，已成为西方学术体系中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

比较史学研究方法，可以为治史提供不同的解读方案或视角。艺术史的比较研究，对艺术史学科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是，可以从经纬两条线梳理出比较艺术史学的脉络。首先，是史学原理性的比较探究，从零碎分散到整体关联，把它的因果关系勾连起来。比如，艺术经济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教育学以及一些专门史研究。同样，跨门类或跨界域之间的“黏合”都可以被称为纬线。经纬两条线的前后联系存在着一些交叉，这种现象在当今西方汉学艺术史学研究中曾多次出现，这些都可以被看作二战以后艺术史学研究的结构性转变。其次，是将艺术史中的事件、作品以及观念带入社会、文化、历史、空间等体系进行横向比较，将零碎分散于艺术体系的各类艺术形式整合成“文本”，如此一来，包括艺术哲学观念下的艺术史基本问题，均可以通过这样多重或多元的比较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即强化重视艺术史的“文本”价值，使之成为处于同一“视域”范畴的艺术史，与所采纳的研究方法相互关联，旨在破解史学研究的根本“意义”，在此基础上关注并读解艺术史中的各种逻辑关系，这是揭示艺术史内在联系的关键，是推动艺术史研究的潜在动力。概括来说，史学家们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古已有之，近现代史学家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将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史识、史观加以纵向或横向的比较，进而阐明其庞大的史学思想认识，或建构起史学比较体系。将比较史学研究作为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这是对历史研究最为有力的理论探索。由此可证，艺术史学的比较方法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系统，这是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

此外，运用文化史研究方法，是参照福柯针对文化史兴起而提出的文化史学研究主张而形成的。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想系统的两个方面。时间在这个系统中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很显然，这是将重点放在实践和表象上，其目标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历史进行完整的阐述。文化史与历史语境密切关联，文化史是对历史档案本身的探究，以及对文化符号意义与各种修辞建构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研究出现新的趋势，主要从哲学层面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是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在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方法论上的“普适性”引起了大陆学者的极大关注。如英美艺术史学界著名学者柯律格认为：艺术史研究在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差异探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对不同语境的释读，柯律格开启了一张新的思想网络。他指出，过往“艺术史”研究非常关注艺术家，而今需要同样关注观众，这是他从事艺术史研究30余年的一个重要转变。他甚至认为，不应盲目确立艺术品的“意义”，否则，创作者的创作将被固化，这样对艺术史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依此，他提出艺术史研究边界的拓展问题，并与被称为“后现代”的大文化趋势联系起来加以探究。又如，柯律格将“中国艺术”作为新的艺术史研究对象，从梳理一系列史述关系入手，集中探讨中国艺术史学中有关“影响”及“传播”的问题。在柯律格看来，这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对“西方”的理解和对“中国”的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相互交融的产物。柯律格的这一艺术史思想，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由之，我们见识到一种新颖的艺术史研究方式，即对艺术作品作跨学科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艺术史的边界。柯律格进而强调说：“我完全不认为关注艺术品的‘社会背景’和‘文本细读’处于天然对立的位置，仿佛你关注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无法顾及另一方面了似的。我认为，最好的作品势必是兼顾两者的。”故而，他开设“中国艺术史研究”系列讲座，以西方跨学科认识来探讨并书写中国艺术史。由之，提出将中西文化史、社会史和艺术史熔于一炉，形成新颖的立论。

关于研究方法的运用，始终是艺术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我们时常提及形式逻辑的方法运用。如史学问题会被看成有两种或三种，甚至更多的起因。为了在研究中认知和把握所判断的问题，以及对起因有所认识，研究者就需要将不同性质的起因进行排列组合，以作为分析论证的依据。之后，在论证过程中，甚至还要采用形式逻辑分析法推理得出结论。这样的过程都不能缺少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方法是把握研究过程的认识途径及相应的手段、工具和方式，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客观对象”。研究方法的内涵包括分析、评价、创造，这三种认知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知识，而且能够促进研究过程对相应知识的加工，达到“研究过程”与“方法目标”的统一，以促进研究活动的深入展开。其外延更是多种多样，如在研究过程中，对各类知识、文献、数据等进行恰当的组织，形成知识结构，这就是对研究方法有意义的开拓，有助于促进研究视域的扩展。还有归因分析方法的运用，就是将文献资料所描述的特点归因为某种观点、价值或意图。归因的方法实质属于“解构”的过程，尤其需要在理解文献资料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证和说明其背后的意图或观点，这是研究方法的外延拓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系课题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