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岛∶“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来源于∶《南都周刊》罗小敷诗人北岛说，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北岛告诉我：“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近几年来，诗人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是老愤青一个。“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写于1994年的诗作《背景》中，他说，“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其实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绝望感。后来又有诗作《回家》，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饱含浓浓思乡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黑色地图》，家已经变了，回乡治好了思乡病。
2008年，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定居香港。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住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现在的北京毫无依恋，“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
对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岁的人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情结。而在书房楼下的粤菜餐厅，我们闲聊的话题从头至尾却几未离开过故土。在每一次话题即将陷入沉默时，他问起内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状况，问起房价物价，甚至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也很好奇，他们还会不会相亲?
北岛曾答应将自己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给韩寒办的杂志《独唱团》用，没想到却遭到几个文人朋友的反对，他又好奇地打听韩寒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我开始关注他的言论，他在变，变得成熟了，但最终到底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去年，北岛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的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但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
北岛：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北岛：漂泊那些年，我会想起胡同，北京的气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后来也回去了几次，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不一样要归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北岛：张枣(诗人，今年3月因病去世)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北岛：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北岛：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北岛：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