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骑士四牛盖铜贮贝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本报摄影记者/王晓东
李学勤 史学家 本报摄影记者/王晓东
铜爵于1984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是最早的青铜酒杯。
本报摄影记者/王晓东
“这是一个世纪性的展览，可以肯定多少年之内再不会有这样的展览了。”7月29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楚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学勤谈到近日开幕的“中华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言语之间难抑激动之情。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之根？”“5000年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如何发挥文物对公众认知历史的作用？”……曾参与策展前期讨论和文物目录提议的李学勤，对于此类命题始终热忱，他强调：“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向社会和未来，让人民从实物中切身感知历史。”
《第一财经日报》：这次展览调集了全国55个博物馆的169件文物珍品，是否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物展？在文化内涵的呈现和解读方面，是否有其特殊意义？
李学勤：这是一个世纪性的展览，可以肯定多少年之内再不会有这样的展览了。展览涉及的地区、民族的文化的丰富性都是空前的，调集难度也很大。我曾参与策展前期的讨论和文物目录的提议，我在提议中提出调用文物所遵循的原则有三：一是体现5000年文明发展的脉络和各个时代的精华；二是体现多民族多地区的多元性原则；三是尽善尽美，尽量选取“国宝级”文物。现在看来，虽然离完美有一定距离，但最后选择的仍是非常理想的，许多“国宝级”文物第一次面向公众，比如湖南省博物馆的“T形帛画”等等。
《第一财经日报》：“文化融合”是贯穿展览的主线。纵观中国历史，影响较为深远的文化融合有哪几次？
李学勤：首先要树立一个概念，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是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共存的多元的文化，各个时代，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不断融合、沟通和碰撞，有很强的互动性。
上古以来可以举出的大的文化融合有好几次，材料比较充分的可以列出四次：春秋战国时期到秦的统一，这一时期列国文化融合，至汉代，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到极致，汉代的文化是典型的融合的文化；唐代是第二个大的民族融合时期，那个时代社会开放、民族融合，缔造了灿烂的唐文化；唐以后民族政权兴起，宋、元时期是第三个大的文化融合时期，至明代结束；清代完成了满族、蒙古族、藏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与今天的疆域吻合的地理疆域。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可以以青铜器为例，说明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的互动关系？
李学勤：青铜器文化确实是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互动的极好的例子。各区域出土的青铜器所体现出的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上中游、下游的影响，有其鲜明的区域特征。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是有独立起源的地方性文化，但同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在器物的形制方面有所体现。湖南洞庭湖区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受中原的影响比“三星堆”更强烈，但亦有其地方特征，比如形制庞大。湖南出土的“尊”都特别大，有的大铙高度达1米左右，中原不可能有这么庞大的器物，这和楚地古铜矿发达、铸造业繁盛有很大关系。
除了形制，纹饰方面也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比如“人脸”、“兽面”的意象化倾向和地方性几何纹饰的运用。再往东，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的地方性特征也很强，下游“吴越文化”在器物的纹饰方面则更繁缛。这些都是地方性文化，有其独立的发源，但同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的青铜器制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形制、纹饰等，功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青铜器多为礼乐之器，从中可以看出中原的礼乐文化对长江流域文化的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马王堆汉墓”的“T形帛画”大概是这次展览最为惊艳的文物。有观点认为汉代“马王堆”从地理位置上直接承袭了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而从时间坐标上又体现了汉代的文化，你如何评价“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位？
李学勤：“马王堆汉墓”让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是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一命题。社会上流行一种看法是看你挖到了多少宝贝。考古不是挖宝，不是以挖到多少“金子”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看这个发现是否可以改变我们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的看法。
“马王堆汉墓”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改变了我们对汉初社会的基本看法。以往我们认为汉代文化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昌盛的，但“马王堆汉墓”的发现让我们看到汉文化的昌盛有其历史的传承，即便饱经战乱的汉初，文化和艺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文化的传承没有被朝代更替打断。
战国时代的楚国疆域辽阔，占据了当时中国核心地区的一半以上，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如果一定要讲“楚文化”的特征，就是它鲜明的艺术特点——神秘缥缈之感。实际上，汉朝在政治制度上延续了秦的制度，但汉初的君臣都是楚国人，因此汉的文化内核是继承楚国文化而来，汉文化继承了许多楚文化的风格特征。“马王堆”是汉朝末年的墓，从“马王堆”的出土文物来看，仍然可以看到浓郁的楚文化特征，而《楚辞》作为一种重要文体，对后世诗词歌赋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不仅仅是文体方面的影响，还包括思想的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有观点认为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比如西有帕米尔高原和沙漠，东、南有海洋，使中国文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格局，你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学勤：地理环境有一定意义，但不能夸大。中国自古就存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并非与世隔绝。当然中国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独立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都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发展起来。
我们应该看到，游牧民族对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融合意义很大，把欧亚大陆文化作为整体来考量，对于未来历史学研究有特殊意义，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