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晚了几十个钟头。7月20日夜里，88岁的他在伦敦家中去世，7月22日，远在中国的他的粉丝们才开始相信微博上的传言。
美联社的报道称，发布此消息的是弗洛伊德在纽约的代理商、画廊主人阿奎维拉(William Acquavella)，在他的描述里，弗洛伊德去得很平静，突发而短暂的病痛瞬间带走了他，而且，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才丢下了画笔。
没有更多细节透露。多年来，卢西安·弗洛伊德一直过着如隐士般的孤僻生活，无论在他被喧嚣突进的当代艺术圈忽略淡忘的几十年，还是他忽然被戴上“英国在世最伟大艺术家”的高帽、作品拍卖价陡然冲上全球榜首的时候。如今，他的死，也带着些许隐士的风格。
2008年，俄罗斯首富阿布拉莫维奇以336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亿多元)的天价买下卢西安·弗洛伊德1995年的作品《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这曾经是“在世画家”最昂贵的一张画，如今描述它的定语需要被改写，因为卢西安离开了，进了不知是地狱还是天堂的地方。
向残忍大师弗洛伊德告别：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张画=1.6亿人民币
的确是惊人的巧合—在北京798艺术区的林冠画廊，一场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画展恰好还未结束。这是他的原作第一次在中国展出，尽管展出的画其实只有一张：《大卫与艾莉》。为了充满偌大的展厅，策展人将卢西安的画与他的助手大卫·道森为他拍摄的照片并置，构成“卢西安·弗洛伊德与大卫·道森”的主题。这一切并不牵强，因为那惟一的一张画，模特便是大卫·道森。画家与他的模特相互观看，一个用画笔，一个用相机。
《大卫与艾莉》是典型的弗洛伊德作品：大卫·道森叉腿、裸体躺在铺着白床单的简易铁架床上，惠比特犬艾莉卧在他的腿边，床边一个置于篮内的盆景，杂乱的叶片已枯萎了一半。
大卫·道森于2004-2006年期间在弗洛伊德画室中拍摄的十张照片，则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画家神秘的日常生活。自1991年起，大卫·道森就为弗洛伊德工作室效力，至今20余载，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画家，却每日清晨先奔赴弗洛伊德工作室，下午才回家从事自己的创作。他经常为弗洛伊德充当模特，也是极少几个被允许在弗洛伊德作画时拍照的人。大卫·道森拍摄这组照片时，弗洛伊德已经过了80岁，依然裸着上身画画，皮带里永远扎一块斑驳的白色抹布—据说他每画一笔都要把笔端的旧颜料在抹布上揩净，然后蘸上新的颜料继续。抹布不够用，他就抹在墙上、地上、门上，于是你会看到一个诡异而有几分恐怖的情境：工作室的空间仿佛被颜料“锈蚀”了，墙上、门上到处堆砌着厚重、突兀的颜料块，你无法想象弗洛伊德是以怎样的力道将它们甩在了那里，而那一刻他有着怎样的心理状态……
7月23日林冠画廊的展厅里多了不少人。的确有人因为听闻卢西安·弗洛伊德离世的消息专程赶来，不愿错过与他作品相对的机会。而他画里那几乎等人大小、绝无粉饰与谎言的“肉身”又让观者不安，几个年轻的男孩在画布前驻足，一旦有异性走过，他们便局促地调开看画的眼睛。“你说他的画还会涨吗?”一个问另外一个。答案极其肯定。
林冠画廊的工作人员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卫与艾莉》原先2500万美元(约合1.6亿人民币)的标价，还将上调。
画风的演进
除去“最贵”的标签，我们对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了解程度恐怕还远远不及对他爷爷的了解：那个宣称“性本能是人一切心理活动内在动力”的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
卢西安1922年出生，西格蒙1939年去世，据说祖父弗洛伊德曾让孙子弗洛伊德读《绞刑架下的歌》，观赏起居室里彼得·布鲁盖尔的画，也有传言称，正是惊叹布鲁盖尔的高超技法，卢西安·弗洛伊德才产生当画家的念头。
卢西安·弗洛伊德最初的童年生活在德国度过，父亲是建筑师，母亲是某林场的女继承人，家庭富裕优渥。因为是犹太人，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1933年这个家庭举家搬迁至伦敦。卢西安在这里迷上了马术，他一度希望成为一名专业骑士而非按部就班继续学校教育。
1938年他被布莱恩斯顿中学开除，因为他竟然当众在大街上脱裤子。凭借一尊砂岩雕塑，伦敦中央工艺美院很快接纳了他，然而他在那所学校停留的时间不足一年，就改弦易辙又投奔了东安格里亚绘画学院，师承莫里斯。在他就学期间，东安格里亚绘画学院毁于一场大火，有一个甚嚣尘上却不大靠谱的传言是：诱发火灾的，是卢西安·弗洛伊德随手掷在地上的一个烟头。
卢西安·弗洛伊德早期的创作风格，深受他的老师莫里斯(Cedric Morris)以及他所欣赏的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荷兰画家哈尔斯(Frank Hals)的影响，笔下的人物有着卡通般极阔大的双眼，神情焦虑不安。他以他的第一任妻子嘉曼(Kitty Garman)为模特，创作了《女孩与玫瑰》、《女孩与小猫》、《女孩与一只白色的狗》等等一系列画作，这段婚姻和他此后的婚姻一样都以离婚结束，而他难以计数的风流史则不知留下了多少私生子。此为后话了。
弗洛伊德也偶然尝试过1920-1945年风靡的超现实主义画风。在他1943年的作品《画家的房间》里，一只红黄条纹的斑马将头伸进了窗子，房间里除了一棵棕榈树、一张沙发，只剩下跌落地板的那顶礼帽。但是很快，他带着一丝轻蔑的情绪抛弃了超现实主义：“我绝不会再把任何不是切实出现在我面前的东西放进画里，那是毫无意义的谎言，艺术性微小到可忽略不计!”
对他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同辈画家好友弗朗西斯·培根。两人都代表英国参加了195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培根狂放大胆的画风使弗洛伊德非常倾慕，当时的他自己正苦于如何突破自己绘画表现的局限与封闭，培根使他深受启发，进一步打开了自己。两人有一段过从甚密的时光，互为模特作画—弗洛伊德只画过两张培根，更多时候他静静充当培根的描画对象。很难想象混不吝的培根是怎样冲击了孤僻的弗洛伊德的内心。1957年他的画在表现技巧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捩，过去缜密的细节刻画、平整的笔法都被抛弃，硬毛的大笔刷在画布上刻意留下层层叠叠的肌理与层次，画中的色彩也被他极大地简化。“我只想用颜料画出生命的色彩。对那些现代主义者如何运用颜料来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毫无兴趣。”
“人是堕落的主体”
自1950年代末期以来，弗洛伊德绘画的主题便始终只有一个：袒露的人体与肖像。他不厌其烦描绘他身边的朋友、家人，下笔却仿佛剖开了这些亲近者的皮肉，呈现的与其说是“裸体”，不如说是一堆去除了一切防御与遮蔽的松弛的“肉”。他的每张画都耗时极长，几乎把模特推到可承受的极限，《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正是在他日复一日的反复凝视下，被画对象终于心力交瘁、缴械扔掉了最后一点“端着”的姿态或伪饰，脸上写满疲惫、痛苦与麻木。
他的纽约代理人、画商阿奎维拉在一次受访时，谈到了他给弗洛伊德当模特的情景。弗洛伊德每天作画长达十几个钟头，而且这位画家习惯于同时进行两到三张画作，分白天与夜晚两个时段轮流进行(各请两班模特儿)，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画一拨儿，稍事休息后，晚上7点再开工画另一拨儿，一直画到半夜，一周七天，天天如此，循环往复。有的模特需要在他面前坐(或躺)上几个月，甚至一年!
据称，弗洛伊德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部分艺术都有一种接近本能的憎恨。因为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弗洛伊德的观念却正好相反：人永远也不能忘记他就是堕落主体这一事实。“康德是第一个发现美学是可以与痛苦融合在一起的，弗洛伊德证明了确实是这样。” 批评家弗洛伦斯·沃特说。
人们常常惊讶于卢西安·弗洛伊德对他所描绘对象毫不留情的“残忍”—往往对真实的绝对逼近就是残忍的，弗洛伊德并不是为了呈现“丑”，于他而言根本没有什么美丑，他只是刺破表皮，剜进本质。
对待位高权重者，他也毫不例外。他曾拒绝罗马教皇和戴安娜王妃请他画像的邀请。收藏他大量画作的忠实粉丝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请他为其登基50周年庆典画像，弗洛伊德坚持要女王到自己画室做模特，并要求至少72次。最后他交出的“成品”里，女王被画成了一张苦瓜脸，如果去掉头顶的王冠，与任何颠沛一生的市井老妇无异。这幅局促狭小的女王画像被一些批评家盛赞为“勇敢、毫不妥协”的艺术，而一位皇家摄影师则在报纸上称：弗洛伊德先生应该被扔进伦敦塔。
他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性”的，他只关心他周遭的人与事。父亲去世后，他曾在画室里与母亲默然相对九年—每天派人去接母亲过来，为她画像，然后再送回去，因为怕母亲受伤太深也弃世而去。这是他慰藉与陪伴母亲的方式。
他曾自曝年轻时见到喜欢的女人，姓名都不问就会迫不及待带回家。对于子女，他鲜少承担抚养的责任，有时他会把女儿们叫来当模特，这是父女亲近的有限时机。有人称他为“现代艺术家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他毫不在意。因为他早有定论：人本来就是堕落的。
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中国，被认为最接近卢西安·弗洛伊德画风的画家是刘小东。
1990年远在美国的陈丹青第一次看到刘小东的作品，非常激动，他给素不相识的刘小东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几张弗洛伊德作品的剪报。从此刘小东把弗洛伊德的名字铭记在心。1993年刘小东和喻红赴纽约结婚，恰逢弗洛伊德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大型回顾个展。刘小东激动难抑，急匆匆跑去参观，没想到看过后除了震撼还有深深的受挫。《新周刊》曾有报道说，看完弗洛伊德原作后，刘小东独自喝闷酒，旁人于是开导道：“弗洛伊德是关在画室几十年就专练那一块粉红的肉体，自然精熟。可你刘小东，虽然都是写实派，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
弗洛伊德在具象绘画中的探索，几乎重新定义了人体画与肖像画。而在文化学者止庵看来，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离世，更意味着不再有古典意义上的绘画“大师”存世，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了。剩下的时代或许并不缺乏推陈出新的观念，却没有了超凡、极致的绘画技巧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