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强调了革命文艺在时代风云中的目的和任务：“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侵略者）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在如何运用人民熟悉的艺术语言表达生活时，他认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毛泽东强调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向文艺家发出了艺术创作的审美之问。面向新时代，如何运用“现代性叙事”方式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对促进现阶段美术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极其推崇鲁迅先生，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他们同样对文艺创作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作为文化旗手的鲁迅，犀利的文笔仿佛是刀剑，在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在“人民性”和“小玩意”之间，痛斥小文人趣味的无病呻吟。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这句话的寓意和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性”的阐述异曲而同工，和时代的主旋律相比，那些所谓“雅”与鼓舞战斗激情和文化长城的刚强的“粗”与“俗”相比，如此微不足道，这便是文艺创作宏大叙事的时代之美与所谓“雅”的小趣味之别。
论及新时代的美术创作，有必要就雅俗共赏和曲高和寡做一番新的阐释，究竟何为雅，又何为俗？美术界似乎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争议，甚至有画家以标榜老百姓看不懂才是“雅”和“品”的标准。毛泽东和鲁迅关于文艺创作“人民性”的表述，实则上阐述了正确的雅俗观，在新时代甚至可以赋予其新的解释和含义。贴近大众生活的艺术表达，不能简单地说是“俗”，而且大众生活的“俗”，可以通过思想和精神提炼达到境界上的“雅”，进而感动、鼓舞和教化人的心智。优秀的美术创作，无论创造者、还是欣赏者，都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精神慎独。同时，更不能简单地将面向大众生活、反映时代先声，经过提炼概括了的物质现实的精神复原看作是“俗”。真正划时代的、能够在美术史上留下重要地位的作品，总是面向时代、反映生活，并以艺术家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表达生活的完美形式呈现出来。传统文化精神是流淌在美术家血液里的基因，没有对生活的真诚、观察、滋养和境界，仅凭装模作样、做回归中世纪热梦的所谓“雅”，一定是矫揉造作的虚情和伪情。
任何对于美术创作雅俗观的审美之问，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美术创作的雅和俗脱离不了特定的场域环境，它们是相对相存的有机整体。在和平发展年代，人民群众的艺术审美有趣味和层级之分，不可能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要有宏大叙事和忧国忧民的壮阔情怀。新时代美术创作的“雅”，恰好应该重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表达愿望和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张力的尊重，将“雅”与“俗”进化为时代审美的节律和共同美感要求。“雅”需要有雅的存在载体，充满生活气息不能说是“俗”，“雅”与“俗”或许既是某种自然状态，也可能是人为状态，而且互为转化。在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作品中，引领时代风尚和审美趣味的潜移默化的精神之雅，必然蕴含在优秀作品之中。自然状态的所谓“雅”，似乎需要鬼斧神工对特殊的自然界下功夫打磨。人为状态的“雅”，需要创作者内在修为的雅，外显出风度的雅、调性的雅和美术作品的形式之雅。“雅”与“俗”的关键是审美创造者和欣赏者，必须具备雅怀、雅量、雅情、雅境的眼光，以及变“俗”为“雅”的心境和能力。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