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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沉瑰宝南粤起秦风丨纪念书坛巨匠秦咢生先生

来源：020艺术观察 2021-08-20 11:30:11

书林沉瑰宝南粤起秦风

——纪念书坛巨匠秦咢生先生

2014年甲午清明，愁云淡淡，霪雨霏霏，松柏悠悠。

老师周树坚先生与我一起拾阶而上，登上岭南一代书坛宗匠秦咢生先生陵前，与秦家的后人一起缅怀逝世己久的祖师，追昔吊今，各自谈起秦公的高节嘉行、论起其书法篆刻、诵起他的诗作。刹时，我觉得秦公与咱们的距离是如此的靠近，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如此真实。种种印象，种种感情，交织在脑海心。

夫子秦公，讳咢生（1900.1.28—1990.2.9），广东惠州人。原名寿南，字古循，号路亭。又名岳生，后改谔生，又因《说文》无谔字，更名咢生。斋号拙巢、莲花室。中国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诗人。历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广州文史夜学院中文系书法篆刻专业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出版有《秦咢生行书册》、《秦咢生自书诗》、《秦咢生诗书篆刻选集》、《秦咢生手书宋词》、《秦咢生石头记》（印集）。其书风刚劲雄伟、印风冲和浑秀、诗词力追唐宋，被人誉为“诗、书、印三绝”。

一、秦公其人

总结秦公一生，有四德：家贫自学，卓然成家，此其一；培育后学，传播书道，此其二；安贫乐道，平易近人，此其三；无私奉献，回报社会，此其四。以下列举几则逸事，以见其德。

秦公自幼家贫，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肄业。几乎所有的学问，都得自于秦公的艰苦自学。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秦公居然能于诗、书、印等方面卓然成家，并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助教，又担任广州文史夜学院中文系书法篆刻专业主任，应邀讲学于香港中文大学、澳门东亚大学（澳门大学的前身），这充分说明了他自学成材的惊人毅力和卓绝天资，真可谓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大学教授”。

秦公早年师从惠州黄缉庭、林农菊等名儒学习书法、篆刻、诗词达八年之久，为其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由于家贫买不起纸笔，便每年义务为一家宣纸铺书写对联三千对。即便无半点收入，但能无偿获得这个良好的练习机会，秦公也乐意为之。

凭借这八年的基础，秦公在旧社会入过机关、学校当过职员、秘书、教师。后被民国省建设厅厅长黄元彬相中，聘为“视察”，实为助手。成为教育厅等几个部门的笔手，一切贺辞、题词、挽联等均出自其手。就连教育部长朱家骅送给蒋芥石六十大寿的中堂小楷，也出自秦公之手。作为多位高官的代笔“枪手”，书风自然不能千人一面，因此迫使秦公书兼多体，随时转换。

为图生存，秦公此时不得不周旋于“名流”之间，舞文弄墨。但秦公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的艺术家，看着被庸俗化、被扭曲的文化艺术，又岂甘于作“文人帮闲”，“曳裾权门”？于是解放后，秦公将为人“操刀代笔”之作收集整理，结为《啼笑皆非录》，并自题诗曰：“权门橐笔作长工，啼笑皆非事事空”，把这种悲酸懊恨的心境表露无遗。

抗战期间，秦公屡经迁徙颠沛，甚至于树间结茅而居，因此有“拙巢”之号。直到解放后，才真正找到属于他的艺术发展天地。1956年受聘为省文史馆馆员，专门从事文史、书法、篆刻研究工作；六十年代初发起成立“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持创立“广州文史夜学院”，担任中文系书法篆刻专业主任；文革后期，清理文革劫灰，重建书坛，恢复书法篆刻研究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不少已成为岭南书坛的骨干力量。秦公一生为书法篆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0年初，秦公仙逝于羊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同志评价其为“享有崇高声誉的书法艺术大师”。

秦公奖掖后学，治学严谨，宏收约取，入门路正，要求亦高。故屡能成就大家。1947年任教广州三中国文课，当时的学生马国权云：“咢师率以诗古文辞，上课不带课本，倒背如流，释字必本《说文》，辅以格律作法，剖析精到，深入浅出。学养之渊博、教法之得宜，求诸大学教授，似多未及也。余今文字书刻略有根砥，实肇于此。”后来马国权成为一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学者。

文革期间，所有的书法组织和书法教学均被停止。而秦公抱着殉道的精神，与容庚、阮退之、麦华三、张大经、黄文宽、朱庸斋等，在这十年间坚持接待来访的青少年，不收任何报酬。其高风亮节，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业师周树坚先生便在这期间拜于秦公门下。秦公让其“先习甲骨金文，逮及小篆八分，用功有年，根基稳固，秦公复命意临北碑行草，尤致力于云南二爨，每一名碑法帖，摹写殆千百遍。”有如此严谨教学，广泛而深入地吃定古人，复以摹写千遍的严格要求，才能成就周老师一代名家的地位。业师周树坚先生与人道：“没有秦公的提携教导，便没有我周树坚今天。秦公教学没有收一分钱的学费，我亦不能收学生一分。”周老师于每年秦公忌日一定要邀集秦家后人以及众门生举办悼念活动，便是志于把秦公的书艺、印艺，以及其高风亮节永远地传承下去！

秦公不但对入门弟子爱护有加，即使对素不相识，慕名而来的青少年也是倾囊相授。一青年贫穷，爬山涉水，历时半月步行而来求教，秦公欣然接受，并对子女说：“人家远涉而来亦要学习，你们能不勉力学习吗？”又有一位农民模样的外省青年，背上一袋蕃薯前来求教，秦公笑道，物轻情意重，欣然收入门下。这个“以蕃薯求书”的故事，一直传为书林美谈。

秦公解放后已成为名重天下，誉满国际的大书法家。但起生活起居依然相当艰苦，却能安贫乐道，孜孜奉献，不求回报。他认为艺术就应当为人民服务。因此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足迹遍及南粤大地，为人民福利不遗余力。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挥毫义卖中，他的作品被港商看中，以二十万港元求购，成为一笔可观的社会建设资金。

1983年广州市政府要求秦公以“秦宝子”体书写数千块路牌。当时秦公身体欠佳，仍然不顾体弱，一力承担，闭门谢客，日以继夜挥毫长达三个月，使广州的大小马路插上了鲜明的艺术旗帜。中央首长视察广州后，赞为“是书法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秦公以其独特的书法风貌驰誉一代，留下了许多知名的题字，如“招商银行”、“致美斋”、“南方大厦”、“南园酒家”、“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广东省文史馆”、“珠海市博物馆”、“广州市第十三中学”等等。虽然书迹遍布南粤大地，但秦公并没有因此索取过什么个人利益，生活依然清贫。

秦公的住所是只有几十平方的小陋室，有一次日本的书法访问团来到中国，点名要求拜见秦公。但省里领导得知秦公只住在这样一间促不容膝的小平房，觉得有失体面，一下子乱了方寸。经研究决定，就把秦公接到东方宾馆住了半年，让秦公在宾馆接待日本的书法家。晚年又将九十余件力作，尽数无偿捐献给乡梓惠州。这些事让人感慨不已，相比起现在恃其名誉地位之重，作品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所谓“大家”，秦公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品格不知高出几许。

然而这样的大师竟有生活如此困顿，不禁让人唏嘘！以权牟利的文化垃圾固然要取缔，但真正的艺术文化，却需要真正的欣赏，更高的尊重，让真正的艺术大师有更超于常人的名誉、地位、物质条件，我们的中华文化艺术才能够真正强盛下去！

秦公以其高超精湛的艺术成就，以及其亮节高风，赢得了世人的敬仰！悼念秦公的挽联中有一对是这样写的：

以诗传，以书传，以金石传，翰墨文章传四海；

为里重，为世重，为门人重，高风盛德并千秋。

我想，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二、书兼众体

秦公最为海内所熟知的是其书法成就。其书法初学赵孟頫，后上溯钟王，复不满于帖学的孱弱，而博采魏晋碑刻，秦汉金石之精华。甲骨、金文、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善，尤以秦《石鼓文》、吴《天发神谶碑》、晋《爨宝子碑》及独树一帜的行书名闻遐迩。其书风雄强刚劲，又流丽浑秀，影响南粤书坛一代人。

东晋《爨宝子碑》是书法史上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结体大致横平竖直，书风新旧杂糅，隶楷相参。此碑乾隆年间出土于云南曲靖，经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推举，名扬海内。康有为在其著名书论《广艺舟双楫》中誉其为“端庄若古佛之容”。

秦公四十六岁时得《爨宝子》拓本，从此便一生沉浸其中，后来又以自己的美学观点，将原碑参差跳跃的风格，改造为整饬端庄，浑厚高华的风格，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秦公认为“《爨宝子》造型异于历代楷法，厚拙中内藏大巧，朴实处实蕴华腴，学爨体应明其以楷为体，隶为用的书学法则，才能学得渊雅深秀，厚重大方”。经过秦公改造的爨体，非常适合题写榜书匾额，字体越大，越显得端庄厚重，气势夺人。细细品味，给人面临泰山，巍峨不动的震撼感。

1957年，林西市长要求秦公“以世人未见过的字体”题写“南园酒家”，秦公即用爨宝子体书写，首次引起了哄动，自此之后，秦公的爨宝子体，被人雅称为“秦宝子”！后又以秦宝子书写羊城数种块路牌，题“招商银行”等等。《爨宝子碑》是经过阮、康等碑学大师的推扬，首次在理论让世人认可；而真正在书法创作上让其有海内外声誉的，则赖秦公之力。

篆书《天发神谶碑》，立于吴天玺元年。该碑雄伟劲健，起笔见方而收笔尖锐，锋棱有威。以隶入篆，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剑。秦公对此碑尤有心得，曾作诗云：“过渡痕留信有诸，金陵吴石见权舆。字如篆隶真奇古，犹书金文谶楷书。”针见血地指出该碑以隶入篆的突点。秦公学此碑并不盲从，而致力于其主要精神气息，方中带圆，突出平头鼠尾，上重下轻，体势均匀而富有金石味，令人耳目一新。

众体当中，秦公的行书最具有个人艺术特色。早年学赵，得其流畅风华，后博采诸家之长，融碑入帖、以古为新、离群不谬。他的行书潇洒纵横，气韵生动，行笔迟送涩进，讲究顿挫暗转，力能扛鼎，富有立体感，而无柔弱平滑之弊，创造出既“华腴流丽”又“朴厚挺劲”的行书风格。因此诗人胡希明誉其行书为“老树红梅又著花”，即指其既老辣又流丽而言。

随着1959年《秦咢生行书册》的印行，秦氏行书开始风行粤海。此册笔势深沉挺劲，可称秦氏行书的巅峰之作。李鹏翥称其为“体貌丰腴，秀雅通神”，胡希明称“其书法不泥于一家，而能溶吸诸家之长，以自成面貌，大抵体出于碑，用取诸帖；碑体朴厚挺劲，帖用流丽华腴。”这个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的不刊之论。

三、印摹周秦

秦公印名不如书名显著，一则为书名所掩，二则终身未有印集刊行。后人所见，不过一鳞半爪。幸得2013年由澳门民政署刊行的《秦咢生石头记》付梓，收集秦公印作589方，后人方得以窥全豹。实则秦公书、印俱善，并非无据。

陈浩星在《秦咢生篆刻刍议》中说：“秦咢生先生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岭南最为优秀的篆刻家，其篆刻蔚然深秀，创作成就足以和同时南北名家相颉抗！”

自清中叶吴让之，赵之谦提出“印从书入”的观点后，历代治印家必先重篆书。秦公篆书根本六书，凡作篆必本《说文》，自言“不考《说文》心未安”。秦公的篆书与近世的邓尔雅最为相近，他为邓公作诗云：“邓篆温文真尔雅，雍容蕴藉笔通灵。”这个“雍容蕴藉”，我看亦是秦公对篆书及篆刻的审美思想。

秦公所处的时代，南粤印坛多受黄牧甫的“黟山派”或“粤派”影响，但秦公却能迥于时流，不傍他人门户，直接以周秦汉印为师，摹古不遗余力。他有一帙《秦咢生石头记》，印笺实际上是端方纂集的《匋斋藏印》。他将几经敲定的印作盖于古谱之上，显然有自比之意。然而置于《匋斋藏印》其中，却能达到古今莫辨的境界！秦公存世印589方，而仿效古玺之作逾250方，可见其倾注心力之大！他有一首论古玺诗：

从来古玺重周秦，印小栏粗孕古春。

质感原关熔铸力，萧疏隽爽最怡人。

古玺中，秦公偏爱战国私玺风格，粗栏小字，萧疏隽爽，正好印证前诗的审美理想。他还大胆拟摹古玺的多种形式，包括方、圆、曲、直、亚形、田形等，大胆运用于创作当中，大大丰富了创作手段。

秦公于汉印，推重“庄严朴茂”、“敦厚之中见轻松”。他并不是无选择性地吸收，而特推重《许豪子印》平整朴茂中带有线条粗细的自然变化；又从《勒子幼》印中，总结出汉印的线条质感，作为汉铸印风格的标本。从存世秦公的汉印仿作中，我们大多可以看到这两方印的美学风格的提炼性运用。

秦公重古摹古，但并不固守前人，而更重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公元纪岁纪年印”便是其独创之举，他将阿拉伯数字与汉字、公元纪年与干支纪年、以及年龄合于一印，简体与繁体互用，以便于后人考证之用。这种大胆创新的程度，怕是现在的许多篆刻家都未能接受。

秦公治印以先秦为法，以汉魏为宗，在摆脱明清流派影响及时人习气方面，做得最为纯粹。因此马国权先生在《近代印坛鸟瞰》中将其归为“玺印派”。

铙宗颐教授撰有一副对联：“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我看可以作为秦公篆刻艺术上不附时流，取资坚定的真实写照！

四、诗词学养

秦公是近世少有的诗文书法俱精的艺术家。他最看重“人品”和“学养”，认为“学书法一定要有文学基础，没有文采，就只能抄袭他人的诗文。因此特别要心胸宽广，眼界开阔”。他有一首诗云：

书林丰蕴撷其珍，文采风流策上津，

读万卷书行万里，书家须尽是诗人。

他的诗学首先得益于黄缉庭、林农菊等名儒，打下坚定功底，天份既高，又能自学不辍，力学唐宋。出口成诗，字面清腴流丽，富有唐诗的高华；又喜用僻字、典故，善于以诗论艺，以议论为诗，富于宋诗的哲思。以“唐面宋骨”为喻，庶几当之。唐代李贺有“橐囊作诗”的典故，出游每有佳句，则书于纸片，放于囊中，故成大家。而秦公每到一处，随兴口占，辄记而成诗。或于茶楼无纸，则撕下筷子的包装，以铅珠笔随手记录，立马可就，并美其名为“筷子诗”。

秦公好作咏物诗，而又能即兴赋景，寓怀于物，将自己的身世沉浮，胸怀抱负托于其中，实为“有兴寄”之作。秦公十七岁时赴广州考电报生，落选回家而夜观孔明灯，遂写下一诗：

丹心一点冲霄汉，欲坠旋高力未孱。

云路扶摇频下顾，余光犹得照人间。

这个在风中欲升欲坠的孔明灯，正是飘泊不定，有志难伸的少年秦公的写照，在这艰难的时势下，仍抱有“余光犹得照人间”的宏大抱负，实在让人感叹！这首切物切人，寓怀妥帖的佳构，居然出自十七岁的少年之手，更让人佩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