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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野狐精”王安石带给北宋和当下书法圈内外的，是灾难还是财富？

来源：中国美术报 2022-01-07 18:58:24

【编者按】从1021到2021，王安石诞辰整整1000年。12月18日国图公开课“千年回望王安石——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百部经典》阅读推广特别活动也在北京和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同步举行。12月19日“千载一瞬——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特展”也在江西省博物馆开展。

国家图书馆《千年回望王安石》海报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宋史专家、《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王安石集》审订人邓小南带领读者了解这位北宋时期杰出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

提到王安石，多是那场雷厉风行、功过两极的变法和新旧两党倾轧的老黄历，再或者讲述他执拗又超脱的秉性，顺带赠送王安石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但若从书法角度切入，则清晰可见王安石存在的时空中恰恰是北宋书法最辉煌的时代———“宋四家”中的每个人都和王安石有着同时空的亲密来往。换句话表述，说和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的北宋中期书法圈是中国书法“尚意书风”的顶尖圈子都不为过。

江西省博物馆千年一瞬——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特展海报

江西省博物馆千年一瞬——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特展展览现场

可是，苏轼为什么说王安石的字不可学？他的凭据是什么？米芾赞王安石的字出自杨凝式，但留存王安石两幅真迹为何看不出杨凝式的影子？如果说米芾的判断是对的，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其书风为何是有法并相对正统？苏轼们虽没有反对变法革新的明确政见倾向，但又是谁给了东坡先生蔑视成法、以意入神的胆量和勇气？那么，从书法理论与创作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王安石像江西博物馆展陈

总之，我们如何客观看待王安石在北宋书坛的功与过？另外，联系唐朝初期就蔓延开来的“行卷风气”，再到科举和荐举融为一体的宋朝官制，并细细思量宋朝前期“趋时贵书”这一特殊却很普遍的现象，对当下书法人才选拔以及考试推免制度的借鉴与摒弃又会是怎样？

王安石像江西博物馆展陈

但，为什么王安石的书法不可学？

朱熹说他父亲从小喜欢学荆公书。王安石传世的作品很少但风格明显。有《过从帖》和《楞严经旨要》传世。《过从帖》（亦称《奉见帖》）王安石的一则尺牍。《楞严经旨要》是王安石去世前一年所写，写出了很忙的样子。且这仅存的两幅书法墨迹风格也不相同。

王安石过从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时内府编《宣和书谱》评价王安石行书得晋宋人用笔，喜欢淡墨疾书，“美而不天饶，秀而不枯瘁”。淡墨在《过从帖》中比较明显，“疾书”在《楞严经旨要》中相对显见。这“疾”似乎更多来自王安石雷厉风行的人物秉性，当然也可见仁见智。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33岁已在鉴赏上已显天赋的米芾，说王安石学书于杨凝式，带有褒义类比之意。杨凝式在北宋早期书坛颇有影响，林和靖受杨凝式影响就很深远，在苏轼为首的“宋四家”时期对杨凝式的推崇更甚。

虽然米芾言王安石书法学杨凝式，除了《过从帖》相对疏朗或有杨凝式清逸气息之外，可以说从仅有的这两件书作中，杨凝式风神并不甚明显，或许是杨凝式留下的书迹和王安石留下的书迹都有限，再或者二人相重叠的部分没有流传下来。从文献学角度看，实物与书中记载互为证据却对不上的情况很正常，但知其所以然，是学习的乐趣所在。

杨凝式韭花帖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故宫博物院

但同样也是大咖的苏轼则认为：“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后世有论述重点在揣摩苏轼对王安石的书法到底是褒奖还是贬低。但这可学与不可学处，的确带有哲学思辨性质。更有趣的是，这些评价有些是当着王安石的面说，有些是间接评价，有些是王安石千古后的史料记录。至于从哪个角度收获更多，则取决于受众自身的思维层面。

王安石在北宋中期书坛的功与过

王安石称赞的周越书法，被蔡、苏、黄、米纷纷效仿又无不脱粉

和频繁点赞的欧阳修不同，王安石并不轻易称许他人，但对周越的书法却大为赞誉。徽宗时期做的《宣和书谱》中，把周越的真行列入妙品，草书列入能品。但这“宋四家”的广大教化主，后来发展成了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步——简言之，其书法风格的俗熟，多少也成为诟病。

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局部

宋初书坛基本上承袭唐五代书风，但又有“趋时贵书”和取法浅近的负面问题。“宋四家”确实学过周越，特别是蔡襄——章惇介绍蔡襄书艺时表示蔡襄在少年时就师法周越，而后又学了张芝、钟繇、王羲之、李阳冰、颜真卿、张旭、怀素和智永……苏轼也先学了周越而后变：《东坡后集》卷有《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一首，一句“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可看到苏轼对周越的欣赏。黄庭坚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但他还说自己“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但是否因为学周越而留下的后遗症则要具体分析。

周越草书贺秘监赋、跋王著草书《千字文》局部

蔡襄山堂诗帖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周越也有正面影响，他有个学习书法的好方法——“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擅长“集古字”的米芾就是周越的高足。所以“俏”米芾脱胎于“肥”周越更像是“修行在个人”的例子。米芾自述：“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随着年岁渐老，米芾有“草书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的观点，想必后来已经对周越的书法水平有所臧否和深觉不堪回首了。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被王安石称许的米芾成了“宋四家”中影响最大者

米芾小王安石30岁。二人产生交集源自于他30岁出头写的《盛制帖》，这封书札是1083年米芾在金陵写给蔡天启的信，米芾被刘庠之荐引，想到金陵去找个“从事”的活干干，但是阴错阳差落空了。事情虽没办妥，但米芾听说王安石现在正谪居金陵钟山，于是米芾写了诗文想要拜访王安石，王安石与人交往时比较平易和随意，遂见了米芾。

图源网络

王安石和欧阳修不同，他很少称许谁，但对米氏诗文颇为赏识，并与他共论书法。此时米芾33虚岁，但他惊人的鉴赏能力业已显现，米芾观赏王荆公书法後，鉴别出其所受唐代杨凝式影响，王大为叹服，谓“无人知之”！王安石这种叹服之感，有找到知音的幸福感。

也让人想起谢安石质疑王献之书法胜父时，小王说出那句：“世人那（哪）得之”的不服神气，以及岑参《渔父》中的“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等句子里的好故事。

米芾论草书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是出了名的洁癖，王安石则邋里邋遢，两人生活细节大不相同。但不妨碍他们有共同话题，想来也是米芾于宫闱长大，而王安石则更带有民间生活习惯。苏辙曾称王安石是“山野之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衣着装束、言行举止都不像当时一般士大夫那般雅致、奢华。而他这种本色，做了许多年宰相也不曾任何改变。

米芾盛制帖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米芾《盛制帖》手札中提到的蔡天启，也是与王安石交往后相识的，蔡天启先后从王安石，米芾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王安石帐下做门人，后来蔡天启又从苏轼学。米芾去世后，蔡天启为他写了“墓志铭”，想来交情不会太浅。

有王安石影响的书法圈大有学问

选拔人才的风气与考核方式决定了人才的构成模式

唐朝前期流行行卷和干谒风气，到礼部报考进士科的举子，为了能被取中，托请达官显贵或有文学声望的学者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举子为了求得推荐人的信任和赏识，便把自己的文学著作用工整的字体写成卷轴，呈献给推荐人。这种卷轴和做法叫“行卷”。在当时属于公开进行的考试行为。

或为宋朝文官述职画面图片来自网络

宋朝前期书法风气中出现的“趋时贵书”也属这一序列。此外，宋朝选官制度也比较独特，将科举和荐举揉为一体：一个人考中了进士，还要再参加相当于公务员选拔考试的“铨试”，而铨试前需要获得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一个低级官员想成为中等官员，需要参加“朝考”，而朝考前又要获得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

欧阳修集古录跋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欧阳修、曾巩等为何会成为夸夸群主。也让人联想到与当下书法高等人才选拔和考试制度中的《专家推荐书》和推免制度，对这些古时考试制度的改进、承传及唱和。

他们中几乎无一人是纯粹的职业书法家

却又几乎无一人不是书法家

中国古代的治学与从政并不截然分开，“学而优则仕”，为官理想是选择学业优秀者去做官。在当时的情况下学与仕是一身二任、一体两面的，“士大夫”这个词，英文翻译为scholar—official，scholar是学者，official是官员。那时学者与官员没有严格界限，属于“集文士、学者、官僚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王安石和欧阳修的时代，似乎除了石介之外，没有谁会说书法写得不怎么样并不影响什么，因此大言不惭的石介被欧阳修训斥。

石介内谒帖故宫博物院藏

那时，好像一个上流的士大夫圈子里，各个都称得上书法人才，又各个都被更大的名头争走了“书法家”的定位：欧阳修的文学作品自然不必多言，对书法史的贡献是《集古录》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金石学”，至于《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史学价值，权且不一一。泉州太守蔡襄更是历时6年主持建造万安桥（今洛阳桥）。

耆英胜会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前文提及者，几乎没有一人是纯粹的职业书法家，却又几乎无一人不是书法家。我们是否可以大胆设想，假如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不知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免产生管理者认为治学者迂滞，治学者觉得管理者外行的局面？

司马光天圣帖 "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书法是学问之余事？还是优质人才的普遍共性？或许单从这一点来说，书法属于美术或者和美术一并属于艺术、艺术学范畴，似乎也能在言之凿凿的归类观点中发现那么一丝丝不妥之处。

司马光王尚恭墓志局部开封博物馆藏

从书法思潮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的成功与否

思想上的变革与技法上的承袭古意之间不是绝对的时间对等，思想的发展有后延的过程。所以，王安石的思想是革新派，而他的书风却保守；相反，反对过王安石创新思维的苏轼为何书风反而是革新的？都会相对好理解。

黄庭坚题苏轼寒食帖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山谷说：“士大夫学荆公书，但为横风疾雨之势，至于不著绳尺而有魏晋风气，不复仿佛……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意思是，照猫画虎的士大夫学了王安石的“疾”且无限风格放大化，但不知王安石还有古人气质和遒劲风姿。且从王安石对同时期的相对传统的蔡襄及周越的赞赏，可判断王安石的书法本身袭古崇古的可能性相对大一些。与之相比，后来经历过变法思想的洗礼后苏、米，则更多注入了“意”“戏”的思维，在这中间摇摆的黄庭坚又在求“韵”中积极探索。

黄庭坚送四十九侄诗故宫博物院藏

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变法支持和对立的队伍中，无论思想上是否维护或者肯定王安石变法，但书法创作风气，随着舆论变革的影响却逐渐成了革新的：苏轼的蔑视成法、提倡入神，鼓吹创新、张扬个性；欧阳修的金石倡导对黄庭坚书风呈现的金石气息不无影响，米芾在“二王”基础上，风樯阵马、撕扯变形……“我书造臆本无法”“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等精彩书论，似乎都在谈书法，又似乎根本不只是要谈书法。立与破，创与守，在守与破之间寻找自我，是那个时代优质群像的精神面貌。

有思想但水火不容的人之间

如何相处？

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但他们的职业理想多为帝王师，而帝王又只有一个，难免在打工的过程中互相排挤。思想上的水火不容，不影响对彼此人格魅力的端正欣赏。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也阐明自己和司马光并无个人恩怨，君子之交与君子之争本质上无差别。在日常小事上，也能体现他们之间的欣赏。退休后的王安石，对于以往从政期间由政见异议而导致的恩怨，也已豁达淡泊。

苏轼画像李公麟（传）图源网络

长期反对新法的苏轼，从黄州北徙汝州，路过江宁，特地去看望王安石，闲散状态下的二人，像多年的知心友人一样，在一起亲密晤谈，讨论古人文字，探求佛教禅宗道理。“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逗留数日，感觉痛快酣畅，真诚仰慕王安石这位前辈的诗人学者。他当时曾经准备置田产于金陵，与王安石共同“老于钟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