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1626 ～ 1705） 竹石鸳鸯

水墨纸本 立轴1705 年作款识：乙酉春日写，八大山人。钤印：八大山人（白） 何园（朱） 真赏（朱） 鉴藏印：马登瀛印（白） 海峤所藏（朱） 南海陈仙洲藏（朱） 出版：1.《 神州国光集》第十五集，上海有正书局出版，民国年间珂罗版印制。 2.《 南画大成》第六卷P105，昭和十年（1935 年），日本兴文社出版o 3.《 八大山人全集》，1979 年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出版。 4.《 八大山人书画集》第二集P280，1983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5.《艺术家》总第143 号P183,1987 年第四期。 6. 王方宇《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问题》，载《八大山人研究》， 1988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7.《 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 the life and art of BadaShanRen （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的生活与艺术）》，王方宇、班宗华编，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 年。 8.《 八大山人书画编年图目》上卷P204，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出版。 9.《 历代名画大观·花鸟人物轴》P174，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说明：马登瀛、陈仙洲旧藏121.5×65cm 估价RMB: 35,000,000－50,000,000

清初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在江西南昌有一處名曰“寤歌草堂”的地方，住着一位面容微赭、丰下而少髭的老者，他已年逾古稀，看上去雖然飽經風霜，但神色自若，偶然興會之際，即把酒吟詩、鋪毫染翰。一天，友人往訪，即景生情，便提筆寫道：“一室寤歌處，蕭蕭滿席塵。蓬蒿藏戶暗，詩畫入禪真。遺世逃名老，殘山剩水身。青門舊業在，零落种瓜人。”這首五言所吟詠的主人，就是當時一般讀書負節之士都為之景慕的明朝沒落王孫——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為明南昌寧獻王朱權九世孫。當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中原之際，朱耷即擕家避居于南昌城西40里开外的新建縣洪崖山。順治五年（1648），削髮為僧；又五年，于進賢介岡燈社正式拜曹洞宗釋弘敏為師，棲隱禪林近三十年。康熙十九年（1680）55嵗，忽發癲狂，裂服還俗。病愈后蓄髮謀妻，清貧自守，賣畫爲生。惜其晚境淒涼，康熙四十四年（1705）八月后臨終時，惟有一嗣孫在側。目前學界根據流傳的作品，習慣將山人的書畫創作分爲早（34-56）、中（56-66）、晚（66-80）三個時期。前面兩個階段，風格狂放野逸；晚年，特別是70嵗以后，由於生活漸趨平淡，風格轉向深涵蘊藉。我們看到，這位經歷了家國之痛、閱盡了人生滄桑，從曾經的天潢貴胄到隨時都有身家性命之虞的歧路王孫，在顛沛流離中遭遇的種種苦劫和世間無常，在這一階段似乎在書畫的揮灑中得到了超越，達到了心境的圓融。我們這裡將要討論的《竹石鴛鴦》，就是晚期這一風格的代表之作。

該圖為立軸中堂，濶65cm，高約120cm，以墨筆作于明代灰紙之上。款題乙酉春日寫。八大山人。下鈐“八大山人（白）”、“何園（朱）”；又鈐“真賞（朱）”於是右下角。構圖取對角倚斜之勢，上留天頭，下著斜坡，畫兩鴛鴦依偎于巨石之上；右上危壁兀立，上平下斜，有芙蓉扎根壁上，旁見側出，偃仰敷榮；實景相對之間留空，恍若有萬頃碧波，極目難測。分章布白，巧妙取勢，咫尺之間，意象蕭遠。

此作之妙，尤在筆墨。八大在70嵗前後，書畫用筆由方轉圓，從務追險絕歸于平正深厚之上來。在書法上，他捨棄了過往追求歐陽詢、黃山谷、董其昌等各家風格及病癲后的狂縱行草，更深溯于蘊藉含蓄的魏晉風格。並且，根據現藏于南京博物院、臨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石鼓文》及《禹王碑》，我們發現他對篆書筆法亦有深厚的研習。而在繪畫上，他把書法用筆融入到物象的塑造之中，中鋒行筆，渾厚蒼雅。尤其在他的花鳥畫創作上，把明代由沈周開創的意筆傳統推向了極致。在這幅作品中，作者以起伏變化的運筆勾勒坡石輪廓，枯溼並用，綫條圓轉而帶篆意；樹葉葉面先以淡墨點出，再以濃墨寫出筋脈，花朵則直接以筆勾出；禽鳥點染並用，無刻畫之跡。地坡著草，濃淡相間，疏密有致；最後施以濃墨點苔，提醒畫面，或圓或尖，或亂或整。整幅畫作，用筆可謂縱之橫之，無不如意，含蓄蘊藉，毫無筆仗鋒芒之嫌；用墨則濃、淡、枯、溼、乾、焦相互生發，層次豐富，有“墨分五色”之妙。八大山人在隱居的生活中，曾以“灌園”為號，他對自然中的花草禽魚皆有深厚的觀察；特別重要的是，他常常憑藉這些豐富的題材來寄托自己的故國之思，隱喻自己的氣節立場。在這幅作品中，我們看到他不拘于形式，而以逸筆遺貌取神，生機活潑，真所謂“筆才一二，象已應焉。”他所表現的鴛鴦，我們似乎是在寂寥冷雋的世界中感到了一絲絲溫情，這或許就是歷經滄桑的老人沖淡平靜的幽懷。與他同時之人在為他作傳中稱，即使處在桑榆晚景之際，八大山人猶然精神不減，染翰不輟，這幅作品正好印證了這一事實。

八大山人在寫意花卉上取得的成就，我們可以從這張《竹石鴛鴦》略窺一般。從風格史的角度，八大山人具有承前啓後之功。影響之大，對於清代以來以至於近代大家如齊白石、張大千的寫意繪畫傳統，可以説是根深蒂固。明代鑑賞家王世貞曾謂：“胜国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云云；假使王世貞晚生一百餘年，則必當曰：“考山人之出處，老境彌高；觀山人之花鳥，亦真亦妙”。在畫幅的右下角，有兩方收藏印。一為民國高官馬步瀛（1890~1978），一為近代著名實業家陈仙洲(1864～1951年)。自民囯時的《神州國光》畫冊至近年出版的各種關於八大的畫集，皆多有刊印，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重視，可見實屬難得之物。當然，這其中重要的原因，即是這幅作品作成的時間恰在山人終年之春，而當年八月后，山人即以覯疾而逝；所以對於研究八大風格的變化，這幅作品可以説是一件標誌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