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销画《广州城外景》
广东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最活跃的群体，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粤商。他们是海商。18世纪是十三行粤商经营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西方国家已先后通过工业革命，新航线开辟，新的世界市场正在迅速发展。时代背景和广州独特的地理优势，让粤商成为最具有资本观念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商帮。十三行文化中的国际视野，正是粤商精神的核心和精髓。
莫名大火
1840年，是近代中国劫难的起点。相对于隆隆的炮火，珠江边上一个繁华商埠的消失可能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它就像一个象征式的符号，预演了晚清帝国大厦的崩塌。
这年的9月18日，一场大火将繁华的十三行烧得干干净净。一个叫汪鼎的文人亲眼目睹了这场劫难，并将这件事记在《雨韭盒笔记》中：“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息结成一条，牢不可破。”
火焰于午夜在太平门外蔓延，起初势头很小，谁也没有在意那一两声惊叫。久居的商人都知道一句俗话，火烧旺地，乾隆年间不就有过一场大火吗?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知惊呼声越来越大，夹杂着叫骂与哭喊，充斥了整条街道。梦中人起身为时已晚，只好惊恐地望着火蛇慢慢逼近。它肆虐了七天七夜，“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钱泳《履园丛话》)
愤怒接着叹息，但谁也不知道大火从何而起。身着官服的人姗姗而来，懒洋洋地找了几个目击者录下口供，定为天灾人祸，要找最初失事的人家问罪。那围观的人群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不识时务的乞丐们成了替罪羊，他们也乐得被抓，一边傻笑一边用手指着珠江：你们看呐，洋人的舰船就在那边，火说不定就是他们派人放的咧。
诗与画像
记下火烧十三行的汪鼎祖籍江阴，在广东以幕僚为生，间或编纂本朝轶闻，“所治事不可胜纪”。但倘若不是十三行那场火灾，他恐怕早就被历史遗忘。由此上溯两百年，另有一人与十三行颇有渊源——如果说汪鼎记下了衰落的终曲，他则见证了“天子南库”最初的繁华。
此人便是明朝遗老、“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明亡之后，屈大均和《甲行日注》作者叶绍袁一样削发为僧，但从未放弃反清复明的努力。康熙朝文修武治，大势已不可逆转，屈大均转而著述。他留下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笔记《广东新语》，举凡山川形势、史实传说、物产民俗等无不收纳其中。他痛恨清廷，却又不得不承认当时岭南的繁荣。书中有一首《广州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五大洲的商人以哥伦布探索新大陆的激情扬帆而至，睁大的眼睛中流溢出黄金的光泽，船上飘扬的番号表明了他们各自的身份。无数船只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向黄埔村码头，再以小船卸下颜料、药料、棉布、皮毛以及水晶和玛瑙等贵重物品，又装满上好的茶叶、一箱箱工艺精美的瓷器、一捆捆纹理细腻的丝绸，这些船离去时吃水更深，满心餍足地返回遥远的故乡。
沿江街道两旁是鳞次节比的商铺。吆喝声此起彼伏，无数伙计肩挑手扛，往返于江边的商船与仓库之间。装饰气派的商行内，梳着大辫子的老帐房在柜台后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而戴着红顶帽的行商白天会见异国客人，晚上小心翼翼地清查库房，吩咐下人盯紧下一批的货物—它们有些产自广州，更多的从苏杭或福建运来，无数的货船和马车正日夜兼程地奔赴十三行。
谁也没有注意街角的那些穷画工，他们受过正统的教育，却又在失意于科举，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被讥嘲为百无一用。有些人不服气，就拿起画笔，描绘耕种、养蚕、植棉等中国式生产场景，也临摹这江上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致，卖给好奇的洋人。所得虽然未必有船工们丰厚，但自可保衣食无忧。这些聪明的画工，用国画的工笔画法结合欧洲方兴未艾的洛可可风格，创作出饶有兴味的油画与水粉画。画作水准参差不齐，有的带有17世纪荷兰的味道，有的趋向于意大利风格，更多的带着浓郁的英格兰风情。后来的人们给了这些作品一个颇耐寻味的名字：“外销画”。
外国的画师们来了，有名可考的是英国人钱纳利和法国人波塞尔，他们在本国的处境并不比清帝国的同行好多少，于是在19世纪初期来到这片传说中的“黄金地”试试运气。他们迅速被眼前的素材所征服：丰饶的帝国商品，举世无双的贸易市集，雍容而精明的商人，以及他们华贵典雅的岭南庭院……不少画家将艺术事业押在这里，等待着归去时的声名鹊起。他们如痴如醉地描绘眼前的景象，似乎怕它瞬间消失。而勤奋的中国画工为了更好地揣摩西人的口味，也纷纷仿效他们的笔法。一时间，十三行诞生了三十家画馆。
中西的画师们一起创造了“外销画”这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也是商品，那应该贴上“十三行”的标签。这些热销一时，甚至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也可见到的画卷，在摄影尚未流行之前，精笔勾勒出了十三行的风华。在诸多遗迹毁于大火之后，它们与屈大均的那首诗一样，成为稀有的历史证物。遗憾的是，如今人们已很难在国内寻到这门中西合璧艺术的踪影。
行商秘史
该轮到主角们登场了。他们是特定时代催生出的族群，身份成谜：百姓看来，他们是日进斗金的富商巨贾，控制着与洋人的所有买卖，头戴花翎，俨然一方父母;对皇帝而言，他们又不过是“天子南库”的管家，又身兼非正统的“使节”或者叫传话人，天朝的规矩要告诉给洋人们，洋商有哪些需求也得如实禀报;和他们打交道的洋商对他们又喜爱又憎恨，喜爱确实因为这些人知礼守信，恨意则是由利益驱使出来，为何做生意非要经过这些家伙一手呢?
这群人事事低调谨慎，不时捐输加固头顶的官帽，八面玲珑地垄断海上贸易。微笑堆在脸上，苦水压在心里。他们有些来自福建，有的生在广东本省。因“身家殷实，居心公正”，或主动请缨或被官府征召，不管如何，既然奉天子之命入了这一行，也只好安安稳稳地做到死。
官府设定并不断完善的行政命令将这群人凝聚在十三行，结合成庞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一是“总商制”，总理洋行事务，率领众商人与外商进行垄断贸易;二是“承保税饷”，制定商品的价格，并向粤海关保证交纳进出口关税;三是“保税制度”，统一缴纳税款，并解决财务纠纷，一旦有一商户拖欠洋商款项或经营不善倒闭，全体行商须出资抵偿债务。清政府的三条制度如三条绳子，将这群表面风光的行商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在粤海关前立起背负巨石的东方西西弗群像。
从康熙到道光，多家行商在十三行开设门户。流传下来最富盛名的商行有：同文(孚)行、怡和行、广利行与丽泉行等几家。贪污成习的时代，不少实力不济的行商因为不堪政府的盘剥而破产，而破产行商的欠饷、欠债又成为其他行商的重大负担，尤其是总商，责任重大。故而同文行的潘家有句家训：“宁做一条狗，不做行商首。”清廷压榨与保商制度双管齐下，行商们的命运轨迹起伏曲折。广利行创始人卢观恒提供了一则典型的案例。
卢观恒，广东顺德人，出身寒微，自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不惑之年仍未有妻室，他不得已来到广州以帮人看店铺，因为成功为外商卖出挤压的货物而声名大噪。许多外商都愿意将货物交给他代售。乾隆五十二年，东印度公司与卢观恒签署了大额的棉花与茶叶交易。加上与万和行商蔡世文(文官)私交甚笃，卢观恒很快获得海关签发的行商执照，开设广利行，人称茂官。广利行的生意如日中天，1797年跃居所有行商的第二位。1808年，他做着整个十三行四成毛织品的生意，武夷茶600大箱，其余茶叶一万八千余箱。卢观恒与怡和行的伍秉鉴一起，共同担任十三行的首席行商。
“海王星号事件”成为卢观恒的滑铁卢。此事发生在嘉庆十二年(1807)正月，英国“海王星号”商船的水手在岸上滋事，被当地民众群殴。晚上，英国水手们烧毁了关卡，打死一名百姓。作为该艘商船的保商，卢观恒最初以为平安无事，但知道一名海关官员也受到重伤时，才意识到厄运正在降临。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卢观恒被南海县衙羁押，受尽酷刑。除非英国人将罪犯交出，否则不准保释。卢观恒愿意出赏银两万捉拿凶手。最终英国委员会与行商们达成协议，将52名水手交出受审，结果认定西恩嫌疑最大，被官府监禁在澳门商馆。奄奄一息的卢观恒才得已出狱。由于上下打点，卢观恒的家产几乎被耗尽，一时变得十分拮据。这次劫难之后，卢观恒曾多次提出退出行商，但到死都未获得许可。他的儿子也一直经营广利行到公行解散为止。
与其他行商相比，卢观恒已经算非常幸运。比如当初引荐卢观恒的蔡世文，最终就不堪压榨与债务的压力而跳楼自杀。但忍辱负重并非行商们生活的全部，他们同样也享受了金钱带来的奢侈生活，同文行潘家留下的豪华宅邸揭示了行商们令人艳羡的另一面。
潘家大院
“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规模宏伟，有布局奇巧的花园，引水为湖，叠石为山，溪上架桥，圆石铺路，游鱼飞鸟，奇花异卉，千姿百态，穷其幽胜。”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如此写道。亨特于19世纪末跟随商船来到广州，十分幸运地参观了行商们的住宅。尤其是潘庭官美丽的“私人宫殿”让他大为惊叹，“得到许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他并非画师，却用妙笔勾勒出了潘家大院的极致景观：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这里到处分布着美丽的古树，有各种各样的花卉果树……碎石铺就的道路，大块石头砌成的岩洞上边盖着亭子，花岗石砌成的小桥跨过一个个小湖和一道道流水，其间还有鹿、孔雀、颧鸟，以及羽毛很美丽的鸳鸯，这些都使园林更添魅力。”
“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广阔的花园，种着极稀有的花卉。住房的套间很大，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名贵的木料做成的家具漆着日本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整个建筑群包括三十多组建筑物，相互之间以走廊相接，走廊都有圆柱和大理石铺的地面……这花园和房子可以容纳一个军的人。”
亨特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狂热，但他并非夸大其辞。他听说潘庭官财产超过1亿法郎，他有50个妻子和80个童仆，还不算三十多名花匠和杂役等。这些说法至今仍为老广州们津津乐道。
第一行商
潘家宅院众多，如今只有海珠区南华西街的大院保留完好，这是潘正炜于19世纪20年代修建的住宅，东相反采用中式的屋架，安装了西方天花吊顶，内部瓦片层叠而上，又具有典型的岭南特色。由于后人无数，而且大多在海外，所以委托给房产局管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幸运地找到了潘振承第八代后人潘刚儿。
潘刚儿如今已从华南理工大学退休，居住在距离昔日的十三行只有几里之遥的三层青砖小楼内。登上狭长的楼梯，我们在下午的光线中聆听他讲述先祖的事迹。他表情平和，容貌与潘启官二世极为相似。他拿出珍藏的照片，为我们讲述昔日第一行商的家族故事。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漳州的贫困农民家庭，家无斗米。14岁潘振承就当了船工，多次随船去吕宋经商。到20岁左右还是很潦倒，与兄长共享一条被子。但是多年飘洋过海丰富了他的阅历，增长了见识，也锻炼了从事外贸的基本素质。他后来到广州跟随一个陈姓洋行做帮工，因为忠诚和敬业而被器重。雇主离去之时，他依然靠自己的努力支撑着洋行。到最后，他想念家乡的文圃山，商号才更名为同文行。由于经营得法，后来成为十三行行商首领。
与其他行商一样，同文行成功的秘诀也在于诚信经营，创立名牌，以质取胜。在国际市场上，同文行卖的茶叶被公认为品质最好，虽然价格有点贵，但还是很抢手。同时，同文行也形成了茶叶生产、加工、收购、运输、包装、销售以及售后这样一个生产贸易链条，在武夷山建立了茶叶种植和加工基地，保证茶质稳定，降低成本。武夷茶比较适应西方人口味，后来取代生丝成为最大宗出口商品。潘振承还投资建立了海上交通运输网，有自己的船队，但主要往来东南亚一带。因为政府限制，船队无法远航欧洲，这妨碍了他的航海事业。
谈到先人的成就，潘刚儿颇为自豪：“其实潘振承成就远不是贸易那么简单，他是有着典型岭南风格的敢于开拓创新的商人。冒着对外勾结的危险，曾参与了瑞典商人在西班牙卡迪斯港口的国际三角贸易。当18世纪60年代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使用汇票时，他发现了它节奏快效率高的优点，用到同文行的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为中国使用汇票的第一人。”
风雨飘摇的年代，许多行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甚至被逼自杀，这些悲剧在潘家都没有发生，同文(孚)行是十三行行商中经营最久一家。潘刚儿认为这归因于潘家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潘启官几代都善于和不同的人处理关系。潘启官几代经营谨慎，懂得见好就收。在19世纪初许多商行经营不善时，潘有度就曾经用10万两白银退出十三行，避免被波及。而且曾经有技巧地和海关监督对抗，维护了自身和其他行商的权益。对交易对象和商品的选择也很谨慎，大胆但又不做冒险的事。家族繁衍到现在，还有赖于重视学问的家训。十三行倒闭之后，潘家顺利转型，后人大多都从事文化行业。”以潘刚儿为例，他一直在华南理工大学教书，平日深入简出，埋首书卷，对于经商早已陌生了。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家族历史进行梳理，他在《同文(孚)行》一书中以大历史的眼光如是总结十三行聚集的商业群体：“广东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最活跃的群体，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粤商。他们是海商，18世纪是十三行粤商经营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西方国家已先后通过工业革命，新航线开辟，新的世界市场正在迅速发展。时代背景和广州独特的地理优势，让粤商成为最具有资本观念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商帮。十三行文化中的国际视野，正是粤商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十三行首领潘振承以及他长期做外贸业的子孙，都是粤商的代表人物。”
今天看来，这些行商尽管受诸多束缚，他们还是大大拓展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版图。除了明代已有的印度洋、南洋、日本、欧洲和拉丁美洲航线以外，还开辟了三条新航线：北美—广州航线，俄罗斯—广州航线，澳洲—广州航线。
新旧航线交织出前所未有的“海上丝绸之路”，庞大而封闭的中国市场全方位地暴露在世界面前。一时千帆竞逐，带着炮火和侵吞的敌意，向着南中国港口进发。他们要深入腹地，给垂老的帝国最后的一击。
两次战争之后，清廷再也无力阻止鸦片的倾销，十三行形同虚设。昔日的商业望族带着对炮火的恐惧，纷纷迁徙到其他沿海城市再续传奇——这群商人似乎始终离不开海洋。
1856年和1858年，英法联军两次纵火烧毁十三行，之后强租沙面。此时中国的茶、瓷器和丝绸出口数量锐减，鸦片输入逐渐增多。粤海关税务司的报告显示，1860年之后，中国海外贸易的天枰彻底倾斜了。
朝花夕拾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珠江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记忆，你几乎可以听到广东英语的吆喝、启航或归航的汽笛、各国商船在日光下帆影相叠轰鸣而去。沿岸的商埠看似喧嚷实则秩序井然，你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就似乎看到白银如江水般流溢。这个时候，在想象中，你就会见到几十个精明而怯懦的拱手相答的形象。为了追逐流水般的白银，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并学会用银子打造光宗耀祖的官帽，直到无法脱身也不轻言满腹的哀愁……
不管如何，现实的十三行，兴盛一时的行馆全都消失无踪了。只有街前两樽行商铜像端坐者，静悄悄地等待故地再现昔日的光辉。今天的十三行已经成为生意兴隆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全国五分之一的服装都是从这里出去—这些廉价的服装产自分布在广东各地的工厂。
行商梁经国的第七代传人梁承邺认为，“十三行”虽然形体逝去，但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在1856年的大火之后，许多行商转移到了上海。“那时候上海的商人十之七八是广东人，而且大都是十三行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健彰。上海的四大百货都是十三行的人创建的。天津也有许多粤商。与晋商、徽商相比，粤商眼光更为开阔，活动的范围很大，哪里有利可图就去哪里。”
“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心下一次要把它找回来。”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的结尾说到。对于十三行而言，这句话同样适用。有时候，在历史的长河中游弋并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安慰，而是在向后的泅渡中思索更好向前的方式。正当我准备效法菲茨杰拉德，“调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一个年轻人的声音从喧嚣中过滤出来，她说着广东味极重的英文，和一个“鬼佬”谈定了500件服装的买卖。开怀的大笑真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