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钓鱼岛 比《海国记》还早的文献有许多
编者按：
因其中录有清代文学家沈复的佚文《海国记》，且涉及有沈复随使团前往琉球途经钓鱼台(今称钓鱼岛)的见闻，山西省平遥文献收藏家彭令所藏《钱梅溪手稿》五册引发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和媒体的关注。2010年12月20日，在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招国拍)的首届艺术品慈善大型拍卖会上，该拍品以900万元起拍，经过数十轮加价，最终以1457.万元(含10%佣金)成交。
但由于买家迟迟没有付款，2011年1月28日，中招国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征得彭令同意，决定于3月6日对手稿进行重新拍卖。
2月25日，此事再次发生戏剧性变化，买家现身支付了一半款项约700万元，余款按照新的约定将于2011年5月1日前付清。原定的重拍因此被宣布取消，同时表示，如果事件再次出现变故，将另行安排其他事宜。《中国文物报》曾于2月初刊登名为《<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等钱梅溪五册手稿将再次拍卖》的报道，并在附录中对《海国记》及其中有关钓鱼岛的记叙作了介绍。本文作者针对附录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文/张传玺
在《中国文物报》刊登的《<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等钱梅溪五册手稿将再次拍卖》的报道“附录”中说：《海国记》作者沈复原是一位幕僚。“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朝廷下旨册封琉球国王，派遣太史齐鲲为正使，侍御费锡章为副使，沈复作为太史的‘司笔砚’，也一同前往。后来，沈复在他的《浮生六记》中记述了大清使团此行中途经钓鱼岛的见闻，本是作文自娱，却无意间反映了200年前国家疆界的真相。”又说：“以55个字简洁生动地记述了钓鱼岛领域祭海的场景：‘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钓鱼岛)，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帆。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久米岛)，入琉球界矣。’”黑水沟就是钓鱼岛等中国属岛屿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深海沟，其深在2000米以上。
但其中有一段评论并不正确。文说：“日本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理由之一，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而沈复发现钓鱼岛的时间为1808年，比日本人早76年。”我说此评论“不正确”，不是指“比日本人早”而言，而是指所言时间太晚。因为沈复之发现，不过在公元1808年，而明朝陈侃之发现却在公元1534年，比日本古贺辰四郎之发现早350年。
史载，明朝初年，琉球国即向明纳贡称藩，历代国王嗣位，均由明皇帝册封。为了便于琉球王室与朝廷联系，明太祖遣漳州渔民36家移居琉球都城首里(今那霸)，史称“首里三十六姓”。嘉靖五年(1526)，琉球国中山王尚真薨。七年(1528)，世子尚清上表请袭封。十三年(1534)，明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率团赍诏出使琉球，由琉球派来之迎迓使团陪行。归国后的当年，撰《使琉球录》一书，奏于明世宗皇帝。书中记途经钓鱼岛说：“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台湾北头)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岛)，过黄毛(尾)屿，过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迎迓使团)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此记载比沈文更具体、明确、生动。
把钓鱼岛的发现完全归功于陈侃或其使团，并不尽合理。因为早于陈侃而看到钓鱼岛者一定不少。如陈侃行前，曾“考《一统志》、《星槎胜览》等书，登载互逸，罔可据”；“封琉球旧案，礼部失于回录”。他认为“旧存纪载，殆郢书燕说之类”，可信度不高。陈侃与高澄出使，慎重其所记。“日纪闻见：凡道途、山川、风俗、人物之实，起居、日用、饮食之细，皆得诸耳目之所亲究。”“志其略，辨其异。”《使琉球录》所记，可谓“实录”。说陈侃是钓鱼岛的发现者并不虚妄。
“附录”对沈复《海国记》的史料价值之语也有失夸大。如说：“一本淘自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的古书，竟藏有震惊两岸四地及日本学界的史料——中国人发现钓鱼岛比日本人早了76年。”用1808年沈复“发现”来代表“中国人发现”，显然于时间和人物上都选择失当。而对有关钓鱼岛在“两岸四地及日本学界的史料”收藏情况，也估计太低了。仅以陈侃《使琉球录》一书而言，由于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几乎推向了全世界。又清朝前中期，徐葆光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著《中山传信录》，为他于是年以翰林院编修任出使琉球国副使，册封中山王世子尚贞世袭国王的归国报告。又李鼎元于嘉庆七年(1802)著《使琉球记》，为他于嘉庆四年(1799)以副使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嗣王的归国报告。这两部书都内容丰富，亦记录有途经钓鱼岛事。而且在清朝中期即都有刻本传世，时间早于沈文。
1974年冬，我有幸作为北京大学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其间有三天访问琉球(冲绳县)。主人殷勤接待，有求必应。其中有人自言，他们是当年“首里三十六姓”或清初同类移民的后裔。为我们提供的阅读资料中，有台湾银行1971年出版的由该行经济研究室编《清代琉球纪录集辑》，香港九龙友联书报发行公司1972年出版的由杨仲揆编著《中国·琉球·钓鱼台(附录：中国明清两代册封琉球简表等17种)》，还有冲绳县历史研究室编著的同类图书。当时，海峡两岸缺乏交流，中国大陆与日本冲绳县更无联系，因之上述图书在北京大学不曾见到。
以上所谈，择其大略，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方家多多指正。